電影改編

本篇改編自巴金的同名小說，為了更好地拍攝《寒夜》，導演闕文特意去醫(yī)院拜訪過巴金兩次。1982年12月12日下午，闕文與北影當時主管創(chuàng)作的副廠長武兆堤、《寒夜》的責任編輯王陶瑞到華東醫(yī)院拜訪巴金，巴金談到，“電影改編是再創(chuàng)作。改編者有自己對作品的理解和處理。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改變嘛，我不干涉”。1983年3月26日下午，闕文帶著主演再次看望巴金，巴金在這次談話中對《寒夜》的創(chuàng)作意圖以及汪文宣、曾樹生的形象作了細致講解。電影上映后，巴金看過表示：“ 我覺得主要的大概意思導演還是理解，幾個演員也表達出來了。就是有一點，因為電影時間不能太長，所以小的地方，我覺得缺少一點婆婆和媳婦和解的鏡頭。據(jù)說拍了好些，后來篇幅不夠，刪掉了，一些和解的地方都刪掉了。他們兩個主要是生活越困難，人的脾氣越大，所以他們情緒不好就吵架，生活不好也有關(guān)系?！?span id="ig4r3lh5d" class="reference-mod">[1][1]

演員表演

許還山這樣認識汪文宣這個角色：“坦白地說，從我念初中時第一次讀到巴金的長篇小說《寒夜》，到我拍攝《寒夜》的三十年中，我從沒有喚起一點一滴對汪文宣的愛。我在自己坎坷歷程中形成的對人生、對命運、對美的認識，以及作為一個男人的自尊，都不可能產(chǎn)生對汪文宣的愛。汪文宣是個地道的可憐蟲。誠、善、忍、弱是汪文宣性格的核心。我是通過對性格核心的理性分析，對汪文宜產(chǎn)生了強烈的同情和憐憫。汪文宣的命運悲劇是舊時代的必然產(chǎn)物，這個悲劇命運壓得我透不過氣來，使我產(chǎn)生巨大的憤懣。這也是我要在銀幕上塑造汪文宣的情感基礎，此其一。第二，我要請觀眾通過銀幕進行一次‘時代的反思’，看看我們的父輩所經(jīng)歷過的艱辛痛楚，親自體驗一下在舊社會底層中掙扎茍活的小人物的生活，與今天昂揚奮發(fā)的生活現(xiàn)實，形成一種痛苦黑暗和幸福光明的對比。第三，從表演藝術(shù)的探索出發(fā)，我要通過塑造一個在性格、氣質(zhì)、體魄、形態(tài)多方面都和我本人條件迴然不同的形象，在探求性格化表演的總目標中進行一次‘遠距離投射’。”

談及具體的表演方法，許還山說：“汪文宜的性格氣質(zhì)內(nèi)向，多思多感；外部形態(tài)文靜萎縮、動作幅度很小，時刻處在一種防人的自然狀態(tài)。但是他又沒有一點自護的能力，生活中任何一點波折，都會使他苦不堪言。我盡力用角色的眼神來表演他是一個真正的弱者。我力避角色用犀利的眼光去看周圍的世界，在他的目光中，更多的是善良、順服、憂郁、乞求。而第二層目光中則是閃耀著男人可憐的自和對光明、對愛情的渴望。在書局、街上，我更多用了后者。在家里，在妻子樹生面前，我則多用前者。而在三場咖啡館里的戲，我還注入哀憐和無望的目光。在諸多眼神的運用中，我非常清醒地認識到必須抑制，這也是當代電影表演藝術(shù)十分注目的表現(xiàn)方法。電影表演是抑制多于表現(xiàn)，準確抑制的本身就是最精彩的表現(xiàn)。”[2][2]

巨制場面

巴金曾說：“我寫《寒夜》是控訴那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那個一天天腐爛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币虼?，本片的特點是樸素、灰暗的，沒有很多漂亮精美的面面。但為了不使影片過于沉悶，攝制組花了很大力氣來拍“抗戰(zhàn)勝利——最后的希望”一場戲。參加這場戲的群眾有好幾千人，其中有民兵二、三千人，重慶市文藝團體演員幾百人，還有人民警察和公安學校全體學生等。“爆竹陣陣，鑼鼓聲聲，人山人海，呈現(xiàn)出一片歡樂景象”，這是當年群眾歡呼抗戰(zhàn)勝利的場面之再現(xiàn)，它正如巴金在《<寒夜>后記》里所說，“這是光明的呼聲，它會把白晝給我們喚醒。漫漫的長夜逼近它的終點了”。這場戲的場面相當大，制作費用去了四萬元。導演闕文說：“花這樣多錢拍一場戲，在北影廠是近年來少有的。”[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