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勃畢業(yè)于Colorado大學。早在高中時期，他就給當?shù)氐膱蠹垺秚he Daily Sentinel》寫東西了，他寫的一些故事和短文最早在《Vanity Fair》上發(fā)表。1932年，他開始陸續(xù)給《Hollywood Spectator》投稿，隨后成為該雜志的主編。30年代進入好萊塢當編劇。1935年他發(fā)表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說《Eclipse》，同年他進入華納，接下來的6年里寫了21個本子，大多數(shù)是給華納、哥倫比亞、雷電華的B級片部門寫的，其中，改編自Christopher Morley的小說《Kitty Foyle》獲得了奧斯卡提名。
1939年，他發(fā)表了他最受歡迎的小說《約翰尼上戰(zhàn)場》（Johnny Got His Gun），并獲得了National Book大獎，這本書的靈感來自于一戰(zhàn)時期一個在戰(zhàn)爭中被毀容的英國軍官，這是一出反戰(zhàn)題材的小說，在獲得National Book大獎之前，它已經(jīng)在日本暢銷了，而這又是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國對日選政治宣戰(zhàn)之后，它自然是被美國的和平組織拿來說事，特朗勃十分反感這書被戰(zhàn)爭利用為宣傳工具。該書在1959年再版，特別為“跨掉的一代”奉為經(jīng)典。60年代，西班牙導演路易·布努埃爾（Luis Buñuel）想把它搬上銀幕，找特朗勃來寫本子，但這個計劃一直都沒有實現(xiàn)。1971年，T特朗勃自編自導的把它拍成了電影，并在當年的戛納電影節(jié)斬獲兩項大獎。（FIPRESCI Prize和Grand Prize of the Jury，金棕櫚提名）
1943年，特朗勃加入美國共產(chǎn)黨，但之后戰(zhàn)爭支持片場中進行反對共黨的組織Conference of Studio Unions，于是在1948年，或許還由于無暇顧及，特朗勃疏遠了和黨組織的關系。特朗勃加入美國共產(chǎn)黨的本意是相信共產(chǎn)主義是崇尚自由和友好以及對抗當時的法西斯主義，他并不甚關心馬克思主義。因為他這樣的政治身份，演員Ginger Rogers甚至拒絕念特朗勃寫的劇本上的一句臺詞：“分配和平等的分配，這就是民主。”
作為一個編劇，特朗勃是很成功的，他曾競選過工會，以及擔任作家協(xié)會的主席，并為HICCASP (Hollywood Independent Citizens' Committee of the Arts, Sciences, and Professions)的一員。
40年代末，特朗勃遭到非美活動委員會(HUAC)的迫害，被米高梅于1950年解雇，并蹲了大牢。在牢里沒事只能看看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在當時的傳訊聽證中，伊利亞·卡贊為了保護自身，而供出了很多給黑名單添數(shù)的名字，特朗勃評價他：“我為他感到恥辱，他比其他很多有能力為自己辯護的人要差太多了，他這樣做，耍些小把戲就可以繼續(xù)他的拍片生涯，但他的名聲蓋住了這些劣跡。他把觀眾帶進戲院看他的影片，這些影片充斥著比他（導演）還要迷失比他還要無能的人。這不對，我是想說，這不是什么好事情。這就是我對他的看法。”
出獄后，特朗勃被列進黑名單，無法在美國工作，于是他賣掉了在加州的農(nóng)場，搬到了墨西哥，當然他還是得揮筆桿子養(yǎng)家，他用匿名的方式寫了不少低成本電影的劇本，為添家當還得給女性雜志寫些小故事，不過用的是他妻子的名字。在那期間，King兄弟是他的老板。（他們將特朗勃的小說《The Boy and the Bull》拍成電影《The Brave One》（1956）。這個時期，他寫了《羅馬假日》（Roman Holiday，1953）的故事，Ian McLellan Hunter是編劇，隨后片子獲得了奧斯卡獎，Hunter都得通過秘密手段把酬金轉到特朗勃的帳戶手上。1956年，他以匿名“Robert Rich”編劇的影片《The Brave One》又為他贏得了另一座學院獎。
特朗勃最終以真名出現(xiàn)在電影演職員表里，是作為影片《斯巴達克斯》（Spartacus，1960）的編劇，同年，《出埃及記》（Exodus，1960）的導演普萊明哥公開雇傭他為編劇，最終，特朗勃的編劇才華可以重見天日，光明正大了。
特朗勃在給King兄弟的信中寫到：“這份黑名單總有一天要完蛋，因為它是不正直、不道德、不合法的。總有一天我會公開的在電影工業(yè)里干活。那天一旦到來，我向你發(fā)誓，我絕對不會在任何大制片廠的限制合約上簽字。我會隨我意思，驕傲的，至少每年給King兄弟做一部電影！”
1976年9月10日，特朗勃在好萊塢的貝弗利山于世長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