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蔡小馬
互聯(lián)網(wǎng)需要情緒
之前在網(wǎng)上引起了群情激憤的“茍晶事件”似乎有了一個反轉(zhuǎn),山東教育廳發(fā)布通報稱茍晶1997年高考成績達到濟寧市中專(理科)委培錄取分數(shù)線,但本人未填報志愿,選擇在原就讀高中復讀。其個人身份、高考成績等被邱小慧冒用。
頓時,之前滿懷同情和憤怒的網(wǎng)友掉轉(zhuǎn)矛頭指向了受害者。
誠然,茍晶的夸大其詞是為了在這個流量的時代獲得更多的關注,但因此而譴責她的人,卻更像是對茍晶和自己所塑造出了的“可憐”人設的崩塌感到憤怒。
人們總是主動把別人帶入到或黑或白的某一邊,之前好多人叫她女俠,現(xiàn)在卻管她叫恐怖分子。
同一時期,肖戰(zhàn)的粉絲人肉了一名叫做“無邊桃炎”的博主,而網(wǎng)暴之下的粉絲們,卻沾沾自喜的自詡為正義。
實在讓人覺得好笑。
這幾年,“人設”變成了互聯(lián)網(wǎng)上一件重要的事情。
一個強有力的人設能讓自己被記住。人們不在乎什么是客觀理性,只想要某個能表達自己情緒的標簽。
楊超越在畢業(yè)禮上的眼淚和段子,當即將她推上了熱搜,在人們紛紛表示“好真誠”“好可愛”的時候,不經(jīng)意地把她曾經(jīng)犯過的錯誤合理化了,似乎大家就是應該接受這樣一個業(yè)務能力不合格但是“非常努力”的女團成員。
人們把這些光怪陸離妖魔鬼怪,歸結(jié)為“互聯(lián)網(wǎng)產(chǎn)物”,但其實早在1986年,楊德昌就在《恐怖分子》里講了類似的故事。
跨時空的交疊
小太妹淑安為了躲避追捕摔斷了腿,在家里養(yǎng)傷時無聊地拿起電話簿亂撥,然后駕輕就熟地裝作是小三跟李立中的原配太太周郁芬對話,約她出來見面。
這為了引起別人的關注而撒謊,后來卻掀起了軒然大波的行為,著實跟茍晶有一絲相似。
而這位正妻周郁芬,不知道為什么楊德昌把她設定為了一個不得志的小說家,可能是因為小說家在外人看來比較浪漫,比較不容易理解,有利于后面情節(jié)的拓展。
但不得不說楊德昌極為精準的把握住了這一群體的特質(zhì):暴躁、易變、沒有面對現(xiàn)實的勇氣。把寫不出小說歸結(jié)于乏味的丈夫和一成不變的主婦生活,這實在是太現(xiàn)實了。
生活中的成功者才不會去想著去寫小說。
就像楊超越,她為了包食宿的工作加入女團,然后在讓大眾接受自己的失敗的同時獲得了另一種成功。
小說家或是自認為是小說家,這一標簽成了周郁芬悲劇的開始,也是她不斷逃離一個悲劇,又跳入另一個悲劇的原因。
其實寫不寫小說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就是這么一個人。
今天喜歡寫小說,明天可能就會喜歡畫漫畫;今天喜歡廚師沙拉,明天可能就喜歡炸魚薯條。
以為自己是為了理想不計犧牲的圣女貞德,其實只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只知道自己不要什么的包法利夫人。
“寫個小說怎么會變成那么要命的事呢?”李立中在玄關處問到。
他一直覺得自己是唯一的受害者,入職多年還是個普通職員,買不起好的房子,買不起好的車,沒有朋友,也沒什么愛好,乏味、單調(diào)還有點猥瑣。
甚至在夫妻倆分手的那天晚上,周郁芬還提到他們前幾年試圖要個孩子卻一直沒成功。
這里不禁讓人有些惡意的去猜測,是不是李立中“不行”。
沒當上組長成了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偷了警察朋友的槍,在幻想中大殺四方,殺主任殺情敵殺仙人跳的小太妹,卻忘記了自己為了當上組長陷害朋友,忘記自己不和妻子溝通才導致感情破裂。
他忽略了自身的罪責,在幻夢中逐一復仇,自詡為正義,只是一聲槍響,倒在血泊中的卻是李立中本人。
這寬以律己,嚴以待人的行為,和肖戰(zhàn)的粉絲們,是不是如出一轍?
楊德昌眼中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
也許是因為30歲才投身電影行業(yè)的原因,楊德昌對于中年男人的刻畫有著超乎尋常的深入。
同樣是婚姻、工作、人際三板斧,大同小異的形式下,楊導鏡頭里的中年男人卻要更要比別人拍的更苦悶,更隱忍,更中國。
本片的結(jié)局一度讓我困惑,因為無論在什么形式的藝術作品中,夢結(jié)局都是應該竭力避免的。要是在結(jié)尾時主角醒來發(fā)現(xiàn)一切都是一場幻夢,會讓人感到被欺騙,被愚弄,讓整個故事都顯得毫無意義。
按理說楊德昌這樣的大師不應該犯這樣的錯誤。
而后才恍然大悟,這正是他所想要的。
正是為了突出現(xiàn)實的悲劇,才讓復仇發(fā)生在夢里。
周郁芬并不是唯一殺死李立中的恐怖分子,無論是亂打電話的小太妹,還是不任用他的人事主任,甚至那個逃避兵役的富二代和他自己都是兇手。
他們同樣的懦弱、陰郁、不擇手段。李立中為了當上組長陷害好友,小太妹為了男友去做仙人跳,富二代為了逃避兵役離家出走。
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小說家,都是解決自己問題的專家。
他們選擇的也許并不是最優(yōu)解,卻是那個最適合自己的道路。
他們所有的選擇本質(zhì)上都是逃避,都是在為自己建構(gòu)一個安定的環(huán)境。
包括所謂的直面解決,也都是逃避問題的形式,無法解決所有問題內(nèi)都包含著巨大的悲劇。這悲劇性來源于儒家文化,來源于被工業(yè)化市場化沖擊下支離破碎的社會,來源于每一個人之間相互的不滿足。
就像寫小說,再怎么靈感枯竭也要為它寫上一個結(jié)局。
可生活卻是沒有結(jié)局的,只能在無窮無盡的枯竭中變成一個恐怖分子。
他在34年前的寓言,卻無比地貼近我們現(xiàn)在的生活。
這就是真正的大師,透過厚厚的鏡片將我們的社會看得真切,卻又包含偉大的悲憫和希望。
就像《一一》結(jié)尾的葬禮上,洋洋念道:“婆婆,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你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嗎?我要去告訴別人他們不知道的事情,給別人看他們看不到的東西?!?/p>
曾經(jīng)我和一個喜歡看電影的女孩約會,她打開我的Kindle,看到書架上的《戰(zhàn)爭與和平》說:“你知不知道這是世界上最厚的武俠小說?”
當時我對這個笑話措手不及,實在無法想象托爾斯泰怎么會跟武俠小說扯上關系。
直到多年后,我在夜里看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才明白她當時在說什么。
但是她已經(jīng)去到了大洋彼岸,早沒了音訊。
我永遠失去了對她說:“你一直希望我去考電機系,去拿博士,但是你問過我心里真正想做什么嗎?人是不可能讓另外一個人,去教他怎么活下去,怎么過日子。那是很悲哀的,你知道嗎?”的機會。
就像楊德昌的最后一部電影《一一》里的NJ一樣,往事不可追,故人難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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