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陳凱歌詳解《長津湖》三個關鍵詞：“人物”、“真實”和“英雄”

時間：2021.10.14 來源：人民日報客戶端作者：中國電影報

文｜趙麗

編輯｜萬曉茜

《長津湖》劇本中，編劇蘭曉龍這樣寫道：“車門打開，在疾馳而過的火車車廂背后，不經(jīng)意間，大家看到了長城?！边@句話，導演陳凱歌非常喜歡。

“長城，默默地蜿蜒于中國的土地之上，我去很多西北地區(qū)都能看到好像已經(jīng)被淹沒在歷史風塵中的長城，這是秦長城，那是燕長城，這是趙長城等等，都是殘垣頹壁。長城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它始終頑強地存在，可以說它是一種精神上的象征。長城，特別是在熱兵器時代，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防衛(wèi)的作用其實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作為精神的象征，它一直在?！?/p>

所以，在《長津湖》中，除了抗美援朝戰(zhàn)場，陳凱歌還拍攝了北京、江南水鄉(xiāng)和長城。

陳凱歌說，拍這些就是為了找到一個關鍵詞——保家衛(wèi)國，“你先得展示你的家、你的國是什么樣，然后才有保家衛(wèi)國的可能?！?/p>

自9月30日上映以來，《長津湖》票房一路高歌，目前半個月票房已超44億。影片由陳凱歌、徐克、林超賢聯(lián)合執(zhí)導。《長津湖》“入朝”前的戲份，都是由陳凱歌執(zhí)導，博納影業(yè)董事長于冬說，如此宏大的題材，需要一個具有大人文情懷的導演一開始就樹立起人物的情感模式，讓人物的內心世界豐富立體起來。

在陳凱歌看來，抗美援朝這場戰(zhàn)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十年的和平起到了關鍵作用，“它猶如一顆照明彈或者信號彈，升上了我們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夜空，照亮了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前途?！?/p>

一部戰(zhàn)爭電影，說到底是講關于“人”的故事

《中國電影報》：在您成長的過程中，對于抗美援朝有哪些耳濡目染的印象？

陳凱歌：抗美援朝戰(zhàn)爭可以說是50年代我們中國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抗美援朝這場戰(zhàn)爭，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十年來的和平起到了關鍵作用。我覺得抗美援朝戰(zhàn)爭，形象地說，它就猶如一顆照明彈或者一顆信號彈，升上了我們50年代的夜空，照亮了這個國家的前途。

《中國電影報》：對于塑造毛主席的銀幕形象，這次有什么心得和體會？

陳凱歌：毛主席既是偉大的戰(zhàn)略家，同時又是詩人，我自己感覺拍毛主席最難的地方，是怎樣能拍出毛主席的情感，而不僅僅是拍毛主席的理念。毛主席具有常人不具備的了不起的特質，但是我覺得他首先還是一個“人”，他不僅是統(tǒng)帥，同時也是一位父親。我在研究歷史資料的過程中也意識到，毛主席在“抗美援朝”這件事情上做決定是非常艱難又非常慎重的，因為他知道一旦出兵，必然會有比較大的犧牲。我們不是說只拍他的豪情萬丈，拍他要“御敵于國門之外”這樣的氣勢，在更大程度上，他考慮的是我軍將士的安危。

所以說在電影《長津湖》里，為什么要寫老百姓的兒子伍千里、伍萬里，也要寫領袖的兒子毛岸英？因為他們都在戰(zhàn)場上拼命。換言之，為了這場戰(zhàn)爭的勝利，毛主席即便是作為領袖，他其實也是付出了和一般百姓人家一樣重大的犧牲。

我也做過一些研究，看過很多資料、照片等，我覺得毛岸英對毛主席有很大的敬畏。當國家遇到這樣大的困難的時候，他會說我要去參加抗美援朝戰(zhàn)爭，最后也得到毛主席支持，我認為這是一個挺了不起的事情。

《中國電影報》：除父子情之外，您這次也著重拍攝了兄弟情，可以說千里、萬里的那段兄弟情就是從您這里開始的，您怎么評價他們的兄弟情呢？

陳凱歌：編劇蘭曉龍的劇本，就是從兄弟情開始的。我始終有一個看法，一部戰(zhàn)爭電影，說到底是講關于“人”的故事。一個好的戰(zhàn)爭電影，一定要從人物開始，同時要終結于人物，倘若你對一個人物沒有足夠的感情，你就很難跟著他上戰(zhàn)場，去經(jīng)歷這種生死的考驗，對他有極大的關心。做好這一點，這個電影才可能成功；否則的話，就變成了只有戰(zhàn)斗的場面，如果只能看到戰(zhàn)斗場面的話，非常容易讓人疲勞。年輕的朋友們可能會說，畫面好、聲音強、情緒“燃”就夠了，但其實從我的標準看，面對這些先烈，還是得把他們的精神表現(xiàn)出來。

我希望自己拍好開篇這段戲，給人物打下一定的基礎。我覺得吳京和易烊千璽扮演的這兩個人物千里、萬里，是影片最基礎的東西，需要把這兩個人物的性格立起來，把他們的個性生動地描繪出來。

我們也是下了比較大的力氣去琢磨這兩個人物的。最終希望由狹義的兄弟情，推而廣之到整個七連。吳京的臺詞中說，“七連每一個人都是我的兄弟”。所以總而言之，我覺得電影《長津湖》是由兄弟情凝結起來的一個戰(zhàn)斗故事。

電影是“大不真實，小真實”

《中國電影報》：關于這次電影的美術，不管是江南水鄉(xiāng)，還是剛剛解放一年的首都北京，在您的鏡頭里都顯得特別的真實且親切，您是用什么樣的手法去還原那個時代人們的生活狀態(tài)？

陳凱歌：我一直認為，電影之所以區(qū)別于電視劇等其他藝術或者商業(yè)的形式，就在于電影有自己一套獨特的語言系統(tǒng)。

在開篇的時候，我就感覺到有兩點非常的重要：第一點就是我們國家剛剛成立一周年，就像是襁褓中的嬰兒，那個時候的國家有一股子欣欣向榮的勁頭。

再有一點就是千里和百里的家鄉(xiāng)——江南水鄉(xiāng)。在最初的劇本中，其實他們的家鄉(xiāng)是設定在黃土高坡，在一個到處都是荒山野嶺的北方山村里頭。我覺得這個設定在電影的語言上很難抓住人，再加上第九兵團確實是從浙江出發(fā)，所以我們就把家鄉(xiāng)設定改到了江南水鄉(xiāng)，最終在浙江找到了拍攝地點。為什么要把千里回家作為第一場戲來展開，然后緊接著就是出征？因為回家與為國出征，加起來就是“家國”。

另外就是我們希望拍得很美，拍大好河山。不管是千里坐小船離開家鄉(xiāng)，還是他最初回到家鄉(xiāng)的時候，秋葉斑斕的這樣一個河面，其實都是在寫和平。中國人經(jīng)過幾十年的戰(zhàn)亂，終于獲得了和平的可能和機會，就是要和戰(zhàn)爭的慘烈做對比的，如果沒有筆觸去寫到和平，我們就沒有辦法那么強烈地去感同身受，感受到戰(zhàn)爭對于和平的破壞。

所以我覺得北京也好，江南水鄉(xiāng)也好，其實歸結到底就是我們找到了一個關鍵詞——保家衛(wèi)國。你先得展示你的家、你的國是什么樣，然后你才有保家衛(wèi)國的可能。

《中國電影報》：《長津湖》中，您認為電影該怎樣去平衡真實歷史和藝術虛構之間的關系？

陳凱歌：都說電影是造夢的，夢即是不真實的，可是你要倡導一種理想，提振一種精神，讓夢想籠罩現(xiàn)實的話，如果所有事情都和現(xiàn)實生活中一樣真實，你就完不成造夢的任務，所以藝術加工的內容，我稱它為“大不真實”。但同時所有細節(jié)以及具體內容處理都必須真實，只有在真實的情況之下，你才能夠達到你的那個“大不真實”，因而我把電影叫做“大不真實，小真實”。

這個“大不真實”，并不是說你歪曲篡改什么事情，而是說電影作為一個藝術作品，一定程度上是要傳達理想化的內容。但是“小真實”也非常重要，因為小的、細節(jié)的東西在生活中屬于常識的東西，如果被違背就不好了，觀眾就比較難接受。

了不起的英雄，是沒拿自己當英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