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華語導演的處女作最驚艷，張藝謀絕對排得上號。

他首次執(zhí)導的《紅高粱》，不僅匯集了姜文、鞏俐、顧長衛(wèi)和莫言，還獲得了柏林電影節(jié)金熊獎。

這是第一部得到此獎的亞洲電影。

《紅高粱》的故事是這樣的。

九兒（鞏俐飾演）的父親為得到一匹騾子，把女兒嫁給了十八里坡燒酒坊的掌柜李大頭，這個人已經五十多歲，還患有麻風病。

在送親的路上，九兒和余占鰲（姜文飾演）這些轎夫們，路過青沙口的高粱地，遭遇攔路搶劫。

就在劫匪快要把九兒帶到高粱地時，余占鰲一個飛撲上去，打倒了劫匪，讓九兒免遭磨難，兩人暗生情愫。

不久，李大頭死了，伙計們不想干了，九兒勸住了他們，重新?lián)纹鹆藷品弧?span id="ig4r3lh5d" class="bjh-br">

后來，余占鰲醉酒來鬧，被九兒趕出家門，在酒缸里待了三天，到了第三天，九兒被禿三炮擄走，回來后披頭散發(fā)。

余占鰲見此情形，以為禿三炮糟蹋了自己的女人，遂拿起殺牛刀威脅，得到并未碰過九兒的答復后，余占鰲又回到了酒坊。

這一次，他不僅向酒缸里撒尿，還潑了酒槽中的高粱，卻意外釀出了好酒十八里紅，也得到了九兒的心。

日子一天天過去，九兒和余占鰲有了孩子，日本人的鐵蹄隨之踏來。

他們殘害了禿三炮和羅漢大叔，點燃了九兒心中復仇的火苗，飲完十八里紅后，紛紛埋伏在青沙口的高粱地中。

隨著日本卡車出現，爆炸聲響起，九兒和伙計們接連倒下，只剩余占鰲和他的兒子，站在九兒的尸體前。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紅高粱》的故事并不具有吸引力，甚至讓人看得有點昏昏欲睡，但電影所體現的價值和意義卻遠超大部分華語電影。

首先是色彩的運用。

張藝謀認為色彩是最能喚起人情感波動的視覺元素，能表達最真實、最直接的情感。

而紅色是張藝謀電影的主色調，《紅高粱》中隨處可見彰顯生命活力的紅，如紅高梁、紅肚兜、紅棉襖、紅酒坊 、紅辣椒等。

這些紅象征的是生命與自由的活力，以及北方人率直、狂野的野性和剛正不阿的性格，也暗示最后血與火的斗爭。

最為直接的是十八里坡的燒酒坊，張藝謀特意將白色的高粱酒做成了紅色，而這個紅色通過漸變色代表了三個不同的階段。

第一階段是暗色的紅，代表的是九兒悲慘的命運。

父親為了一匹騾子，將正值花季的九兒嫁給了五十多歲且患有麻風病的燒酒坊老板李大頭。

從九兒踏入燒酒坊的那一刻，整個色調便陰暗下來，沒有一絲活力，就算有紅色相襯，依舊掩蓋不住散發(fā)出來的冷。

第二階段是正紅的紅，代表的是火紅的日子。

九兒回娘家三天，燒酒坊發(fā)生了變故，李大頭不知被誰殺死，伙計們都要離開，逃出這個是非之地。

可是，生性倔強的九兒留住了大家伙兒，與他們同吃同住，一起為不再受約束的美好生活努力。

隨后余占鰲的出現，填補了九兒生活中缺少的男友力，再加上釀出的好酒十八里紅，一群人共同勾勒出了一副艷陽下的幸福日子。

第三階段是深色的紅，代表的是仇恨。

日本人來了，他們踩倒了高粱，抓了抗日的土匪禿三炮和出走參加紅軍的羅漢大叔。

在眾人面前，強迫賣牛肉的屠夫將二人剝皮，親眼看到日本人的殘忍和羅漢大叔慘死的九兒，意欲報仇。

她打開塵封了多年的十八里紅，和伙計們一飲而盡后，在青沙口設下埋伏，待日本人的卡車路過，炸他們個昏天黑地。

只是爆炸聲震天撼地，伙計們散落在炮灰上，九兒倒在日本人的機槍掃射之下，于血泊中，只剩下余占鰲和他們的兒子。

此時鏡頭轉向太陽，畫面由黑到血紅，而后整個畫面都成了紅色，有怒火燒不盡，悲傷永不完的意思。

其次是對民俗的重視。

第五代導演的電影中，總有對中國傳統(tǒng)民俗的展現，張藝謀也不例外。

在《紅高粱》中，他用六分鐘的篇幅，來突顯北方婚嫁的習俗，以及顛轎這一婚鬧，幾個轎夫連唱帶跳，帶起了滾滾塵土。

一靜一動之間，嗩吶聲的變換，有張揚、有激蕩，有不懷好意的試探，也有沉默不語的可憐。

最后是對傳統(tǒng)倫理的關注，這是中國電影的重要思想層面。

《紅高粱》中，張藝謀對這種原始欲望的展現是寫意的，不帶有一絲誘惑力卻有著詩般的方式。

如余占鰲和九兒的第一次野合，九兒斜坐在騾子背上，路過青沙口那片野生高粱地，余占鰲從高粱林中沖出，將九兒倒抱在身。

隨著與高粱葉的摩擦，沙沙的聲音和余占鰲焦急的喘息聲，以及火紅的高粱，這些不同的色彩、構圖、聲音，營造出強烈的視覺效果和藝術效果。

一陣你追我趕之后，九兒透過眼神向余占鰲轉達出“同意”的想法。

余占鰲隨即踩倒一圈高粱，九兒徑直走過去，順著陽光背身緩緩躺下，一襲紅襖，在這時是絢麗愉悅的紅。

余占鰲先是跪在九兒面前，以尊重之姿禮拜，后在一聲聲“妹妹你大膽的往前走”的粗曠歌聲中，完成了高粱地中的溫存。

這幾分鐘的倫理戲沒有一點裸露，卻有著中國人傳統(tǒng)的含蓄和隱晦，有一種“欲抱琵琶半遮面”的美感。

《紅高粱》的問世過程，可謂命途多舛。

為了籌備自己的首部導演作品，張藝謀像個永動機一樣，一刻都不停歇，跑電影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

搭乘各類交通工具，頂著已被踩破的腳，到莫言工作的地方，和他商量《紅高粱》的改編事宜。

沒過多長時間，張藝謀便與莫言一拍即合，而且莫言還在張藝謀的邀請下，擔任電影的編劇。

自己作為導演，攝影自然不能兼任，于是他找來了自己的同學顧長衛(wèi)，向劇組介紹時說：“他是我們班攝影第一名。”

《紅高粱》男主角的敲定很順利，一開始就定下了姜文。

80年代的姜文，意氣風發(fā)、陽剛有型，一副威猛大漢的形象，與張藝謀想象中的余占鰲特別貼合。

女主在多番糾結下，選擇了中戲二年級的鞏俐，為了符合當時農婦的形象，鞏俐每天都練習挑水，待到開拍時，已與當地的農婦無異。

姜文也沒有歇著，他經常在莫言家門前的河里洗澡，全身都濕透后，就上岸躺下來將自己曬得黢黑。

演員、劇本、攝影等問題都已解決，但還有一個問題困擾著張藝謀，那就是電影的第三主角——野生紅高粱。

那時的季節(jié)早過了高粱的種植期，沒人會去操心雜糧，正在張藝謀百爪撓心的時候，時任西影廠廠的吳天明站了出來。

他冒著政治風險，私下找廠里的副業(yè)部門湊了四萬塊，以每畝200元的價格，請當地的農民種了200畝高粱。

這是一次難以預知結果的賭博，張藝謀不知道高粱能不能順利成活，吳天明立下了“出問題我抗，先種上再說”的誓言。

現實的窘迫不止是高粱地，還有其他糟心的麻煩。

《紅高粱》的總成本超過80萬，但是中影只愿意掏70萬購買，而選送參加柏林電影節(jié)的電影也是陳凱歌的《孩子王》。

一切不公似乎都落在了張藝謀的頭上，前一年還是金雞、百花和東京國際電影節(jié)三料影帝的張藝謀，現在能做就是渴求奇跡發(fā)生。

電影拍完后，張藝謀把拍電影穿爛的一雙布鞋，埋在了黃土之下，發(fā)誓此部電影不成功，以后再不拍電影”。

這不是一時的激昂，而是他根本輸不起。

若《紅高粱》有所閃失，恩師吳天明前途難保，同學顧長衛(wèi)工作會丟，編劇莫言也會繼續(xù)在小房子苦熬。

至于還在上學的鞏俐，以及憑借《芙蓉鎮(zhèn)》獲得百花影帝的姜文，他們都處于剛剛起步的年紀，經不起這一場失敗。

一次賠上身價和未來的豪賭，他們贏了，也有了后來的國師、后來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后來的威尼斯國際電影節(jié)影后、后來的鬼才導演和后來的中國最出色的攝影大師。

這是張藝謀的一次意外，也是他的一次幸運。

陳凱歌退賽，電影局以《紅高粱》為備選，然后一句奪魁，獲得柏林電影節(jié)金熊獎。

兩毛五的票價在某些大城市被炒到10元，也讓《紅高粱》最終獲得了4000萬的票房。

按照今天的換算方法，1987年的4000萬，相當于觀影人次超4億，這是什么概念？

國內票房前三位，《戰(zhàn)狼2》的觀影人次是1.6億，《哪吒之魔童降世》為1.39億，《流浪地球》是1.05億，三部電影加起來勉強與《紅高粱》持平。

這份成就，恐怕真的是后無來者。

這是張藝謀的一次機會，也是他成為“國師” 的開始。

他曾說過：“你沒有辦法辨別什么是機會，沒有人能長一雙慧眼，看到機會的來臨。

你只能做各種各樣的準備，往往是準備之后你做了臨時性的選擇、不知深淺的決定，正是這些準備，讓你的各種選擇和決定改變了命運。

等你若干年回過頭看，你才恍然大悟，原來那次抓住的就是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