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威尼斯電影節(jié)，雖然因為疫情的影響，片單并不比往年，但華人導演趙婷的登頂，給影迷打了一劑強心針。而在華語片方面，也是頗為精彩。

非競賽單元的《第一爐香》制作精良，地平線單元更是爆出了年度華語片大作《不止不休》。

《不止不休》的故事發(fā)生在2003年的北京，電影塑造了一個年輕的新聞從業(yè)者形象，這個名叫韓東的年輕人，無法忍受家鄉(xiāng)生活的平淡，帶著自己的女友前往北京尋找機會。

高中肄業(yè)又沒有背景的他，是一個充滿志氣的青年，他對新聞行業(yè)滿懷熱情，希望用筆桿子主持正義。

一次陰差陽錯，他結識了知名記者黃江，并成為了一名實習記者。在他的實習期間，碰上了一個賣血的非法產業(yè)鏈案子。

正當他以調查記者的身份潛入之時，卻發(fā)現(xiàn)事情遠沒有那么簡單，非法產業(yè)鏈背后還有更多的秘密。

是屈從于簡單的善惡觀，為粗暴的系統(tǒng)奔走，還是聽從內心的聲音，為一億被歧視的乙肝病毒攜帶者發(fā)聲。他在掙扎過后，心里有了決斷。

這部《不止不休》是80后內地導演王晶的處女作，王晶曾經是賈樟柯的執(zhí)行導演，在這個新項目里也得到了賈家班的全力幫助。

當談及賈樟柯對他的影響的時候，王晶導演說：“曾經我是因為受到他的影響而決定做電影的，現(xiàn)在變成了亦師亦友的關系，他在這部電影為我提供了很多2003年北京的時代記憶，但真到執(zhí)行層面的時候，卻是基于信任的放手，像黃江和韓東一樣”。

由于《不止不休》關注一億個乙肝病毒攜帶者，為他們帶來了人性的關懷，被不少觀影者視為《我不是藥神》的姐妹篇。

談及《藥神》和這部電影的關系，王晶導演表示：“《藥神》上映的時候劇本已經寫到第三版了，思考之后還是沒有因為《藥神》的上映而更改原本的劇本，既然觀眾這么喜歡現(xiàn)實主義題材，再多一部更好。”

以下是Ifeng電影對王晶導演的獨家專訪。

Ifeng電影：今年的疫情對電影后期制作有什么影響？

王晶：拜時代技術進步所賜，雖然有影響，但也能克服。

這部電影是在農歷新年前兩周完成的，一月初的時候，我和馬修在北京一起把所有的素材看了一遍之后，我跟他說，過完年回來初七我們北京再見，開始正式剪片子。從那之后，他回臺北，我回海南過年，到現(xiàn)在我們就一直沒見過。

馬修是個技術狂人，他看到好萊塢剪輯師分享了一個遠程剪輯的方式，他就找了一套設備，當時我們想的是，新冠疫情馬上會過去，我沒有覺得遠程剪片子特別重要，因為遠程剪片子沒有辦法直接交流，但是后來發(fā)現(xiàn)沒法抗拒這個事情。

不光剪輯，我和作曲也是互聯(lián)網的溝通，有些臺詞補錄的工作，都是拿蘋果手機錄的，對于張陽來說是一種全新的體驗，他做了一輩子，第一次這樣收錄聲音。

Ifeng電影：今年的新冠疫情和故事里2003年的非典疫情似乎形成了一種巧妙的互文？

王晶：今年疫情是一個很意外的事情，當我們要寫03年的故事時，我都盡可能回避非典，那是一個突發(fā)性的事情，并不是我想探討的關鍵，沒想到電影做完了，又趕上了一次新冠。

疫情期間我每天刷新聞都很焦躁，工作也因此受到了影響。每看到一段新聞我都會發(fā)給馬修，和他探討做這件事具體的意義是什么。

它確實讓我重新思考了這部電影的意義，但我并不想渲染關于疫情的情緒。

Ifeng電影：電影需要重現(xiàn)2003年的北京，而十幾年過去了，北京的城市空間已經變化了很多，你是如何尋找那時北京的感覺的？

王晶：03年是我剛來北京上學的時候，那是我第一次離開家，來到一個新城市，但當我準備開拍的時候，第一個反應是躲開北京。

我知道北京的拍片難度比較大，很多制片朋友也跟我建議，現(xiàn)在的劇組都很少在北京開機，

當時我在華北地區(qū)的城市走了一圈，到了石家莊，找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老的樓，我想去周邊看一看社區(qū)的環(huán)境，當地的朋友直接把我?guī)У揭恍├系奈辶鶎拥膹S區(qū)里，都是一些磚樓，這是那座城市的過去。

但北京不一樣，北京二三環(huán)上很多大型體制化的居民樓，二十多層，已經存在二十多年了。

直到那個時候，我才發(fā)現(xiàn)北京是完全無法替代的，它是一個持續(xù)有吸引力的城市，人口會不斷往那里匯聚，所以當時我決定，要克服困難在北京拍。

北京拍攝有北京的難度，雖然我們能找到還原時代記憶的地點，但是還有很多實際的問題，比如路面、交通、車輛都已經和十幾年以前的北京不同了。

但總有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們在拍攝的時候選擇很多離開地面的空間，比如天橋，也盡量把鏡頭聚焦在人的臉上，用人的精神面貌去復原那個年代。

Ifeng電影：在華語電影里，以新聞戲去呈現(xiàn)一個社會事件的作品并不多，為什么最初你們會選擇這個角度？

王晶：其實我們最初并沒有想以新聞戲的角度去拍電影，我們只想描寫一個有精神力量的人，碰巧這個人是一個新聞從業(yè)者，那我們不可回避的是他的職業(yè)屬性，所以既然決定要做這個片子，我們就想把它做好。

國外一直以來都有新聞體裁的電影，但國內其實很少，我們要復原到極致，就需要走訪很多報社。

因為報社這個空間，不是常規(guī)生活記憶里的空間，醫(yī)院和學校我知道是什么樣，但報社是平時不會去的，我是個很需要現(xiàn)實基礎的人。

報社也很支持我們，請我們去參觀，我們轉了北京很多家報社，把采集的點點滴滴的東西匯總起來，還原到今天的場景。

包括真的記者應該什么樣，我們盡量多去走訪記者朋友，很多人都不再做報紙行業(yè)了，因為這個行業(yè)已經是一個過去的行業(yè)了。

但是他們談起來曾經的榮光和理想時，他們還是容光煥發(fā)的，我要盡量去還原他們的狀態(tài)。

Ifeng電影：這部電影從拍攝到上映，想必遭遇到了重重困難，其中哪個困難讓你感受最深？

王晶：執(zhí)行層面上來說，最大的困難還是城市的變化，中國的變化真的太快。

我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我們本應該在北京郊區(qū)的一個城中村取景，八月選好了地點，等到我們真正開拍的時候，那個地方已經煥然一新。這樣的例子有很多。

我覺得這種進步是好的，不能因為我們想要制作電影，就不接受城市的這種變化。美術指導也勸我，接受它，這就是它最好的樣子，所以我們就留在那個地方拍攝。

Ifeng電影：從觀眾的反應來看，這部電影的定位非常接近《我不是藥神》？

王晶：這部電影是2017年開始劇本創(chuàng)作的，我們的電影有一半是北漂敘事，另一半是記者職業(yè)的敘事。

劇本寫到第一稿完成之后，劉若英導演的《后來的我們》上映，當我們看完之后，發(fā)現(xiàn)這部電影和我們完成的劇本有很多細節(jié)是相似的，于是我們決定改劇本，把相似的部分改掉。

又寫了半年多的劇本，在完成第三稿的時候，《我不是藥神》上映，反響熱烈，我們又去看了這個電影，大家看完回來，商量要不要改劇本，最后決定不改。

《我不是藥神》是一部很優(yōu)秀的電影，文牧野也是很厲害的導演，整部電影從制作，到敘事結構，再到平衡度都非常完美。

但我當時第一個判斷是，這么好巧不巧地遇到了，從另外的層面去想，這是好事。

并不是只有泛娛樂化的電影才是觀眾喜歡的電影，觀眾愿意接受現(xiàn)實主義題材的電影，觀眾愿意去審視身邊發(fā)生的事情，我覺得這是好事，那我們?yōu)槭裁床欢嗯囊徊窟@樣的電影呢？

Ifeng電影：你與賈樟柯導演合作多年，你能講一下他對于這部電影的幫助嗎？

王晶：我最早能接觸的藝術電影，或者說是作者電影，是我高中時期開始流行的一種牛皮紙袋的VCD，就是復刻的盜版，最早看到的有作者表達的電影都是通過這個途徑。

我從那里認識基耶斯洛夫斯基，認識大衛(wèi)·林奇，認識金基德，也認識了賈樟柯導演。我決定去學電影，做電影，也是受到了他的電影影響。

我們來自同一個地方，我們的文化很接近，他家和我家的距離，開車只要一個小時。

一開始他是我的偶像，后來能跟他一起工作，再之后我們兩個發(fā)展出了亦師亦友的關系，人和人需要時間來達成默契和認可。

具體到這部電影，他幫助我還原了2003年北京的圖景。2003年我還在上學，對于社會和時代沒有那么明確的判斷，他那個時候正巧在北京拍《世界》。

在我第一版劇本的時候，他給了我很多關于2003年北京的記憶，他的記憶比我的宏觀。

而真正到了拍攝過程中，他對我的幫助，更多的是基于信任的放手，有點像黃江和韓東的關系。

Ifeng電影：白客身上什么氣質吸引你，讓你決定選擇他飾演韓東這個角色？

王晶：寫完劇本我知道這是一個關于普通人的故事，我需要一個普通人的形象，我希望觀眾相信這個人跟我們每個人一樣普通。

但是他的精神力量，他為了改變所付出的努力，可能是我們很多人不愿意去做，或者去思考的東西，我希望這種精神方面的力量能夠帶給大家。

有人覺得這是一個關于平民英雄的電影，他是平民，但我不覺得他是英雄。

韓東做各種事情的時候，并沒有以我要成為英雄作為出發(fā)點，他只是選擇了他覺得對的選項，他覺得自洽的選項。

他并不是結果導向的事情，他沒有想過要改變多少人的命運，他的出發(fā)點是回到自己內心的，他要做一件對的事情，哪怕會失去已經獲得的一切，這個是勇氣，這個是力量。

當我決定做一個普通人的電影的時候，白客是最好的選擇，王大錘就太普通了，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之前身邊的朋友也會討論，白客是個活躍于互聯(lián)網的喜劇演員出身，可能和角色的設定有一些出入。

但我在想，這么評價一個演員，不也是一種貼標簽的行為嗎？我們的電影不就是在講一個不應該貼標簽的故事嗎？

Ifeng電影：電影中有筆和報紙飛起來的鏡頭，你為什么會這么設計？

王晶：那個段落并沒有出現(xiàn)原本的劇本里，是我有一次坐在車里將睡不睡的時候想到的。

我們在講2003年的故事，我也看了很多關于03年的新聞報道，那時對于中國來說，最重要的就是非典和神舟五號到達太空。

我覺得國家有國家宏大的敘事，太空一直和夢想相關聯(lián)，楊利偉進入太空，是人在挑戰(zhàn)不可能的視線，實現(xiàn)宏大的夢想。

這和我們電影的主題想近，人要實現(xiàn)夢想，韓東想成為一個記者，周圍的人看來，并沒有楊利偉的事情有感染力，但對于韓東自己來說非常重要，我想通過那個場景，把夢想做了連接。

楊利偉成功進入太空，這個國家的、夢想層面的宏大敘事，和韓東個人層面的、想成為一個記者、想實現(xiàn)他的一些理想，我覺得兩者都是應該存在的。而且這不是一個比較或者是對立的關系。

因為我覺得一個國家的進步或者是一個社會的進步，其實是由這樣一個個懷有勇敢的心、懷有理想主義色彩、懷有夢想的人共同組成的，是一個點陣和一個面的關系。

Ifeng電影：電影里，韓東經歷的第一個事件是礦難事件，第二個事件是乙肝事件，有一些觀眾會誤以為還有第三個事件，從而形成一個并列的結構，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那么你為什么要花這么多筆墨在這個礦難事件上？

王晶：在我完成這部電影之后，我會邀請朋友來看片，看完片我都會問他們一個問題：“這是一部關于人的電影，還是關于事件的電影”，大家的反饋都不太一樣。

但我的初衷是想講一個關于人的電影，那么他的成長過程是必不可少的，他的第一次經歷，他的第一次嘗試，他超越自己的過程，這是漸進的。

煤礦和乙肝的事件是有關聯(lián)性的，關鍵的點在于，人是如何衡量自己的價值。

Ifeng電影：電影作品在呈現(xiàn)一個社會問題的時候，是希望推動這個社會進步的，然而不時有一些人把這種批判社會的行為當成“家丑外揚”，你怎么看待這樣的觀點？

王晶：我覺得好和壞是非常粗暴的判斷，無論是電影、生活，還是社會，都要容納多樣性的存在，一件事很難簡單以好壞的二元標準來做出判斷，我們通過電影描述一個社會層面，也無法簡單被定義。

我上電影學院的時候，每周都要交很多作業(yè)，為劇本和短片作業(yè)絞盡腦汁，而現(xiàn)在這個年代，打開手機都有很多新聞事件的推送。

如果我上大學的時候能有這些，我一點也不擔心寫故事，中國太大了，每天有很多故事在發(fā)生，我們只能做到截取、呈現(xiàn)和描述我們生活的環(huán)境。

這個過程中我們心里是向善的就好，這是我們該做的事情。不要帶有目的性地去迎合別人的想法。

Ifeng電影：龍標的情況怎么樣？

王晶：疫情期間手續(xù)有點倉促，但一切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