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清代科舉，有人寫了一句“妹妹我思之”。閱卷者不解其意，后來才想明白他想寫“昧昧我思之”，于是豁然開朗，于旁批曰：“哥哥你錯了?！?/p>

“昧昧我思之”語出《尚書·秦誓》，首期節(jié)目主講《尚書》的《典籍里的中國》當然不會犯這么初級的錯誤。倪大紅老師精彩的演繹，為我們勾勒了漢代伏生“學術逆襲”的一生：

秦統(tǒng)一時，朝廷設博士70員，伏生即為其中之一。秦起禁書之禍，伏生冒著殺頭危險，把《尚書》藏在夾壁之中。漢初，伏生又取出藏書，僅得二十九篇，傳授于齊魯之間。此時，他已年逾九十，當年的69個同事都歸了天，全國能懂《尚書》的僅他一人。

看來，化解學術焦慮的另一種辦法就是“比命長”。豆瓣的“博士互助組”和“今天被導師關愛了嗎組”每天焦慮得不行，學學人家伏生，總有一天能熬成學術大牛。

《典籍里的中國》也借《尚書大傳》的話，給伏生在典籍流傳上的功勞定了性：“漢無伏生，則《尚書》不傳。傳而無伏生，亦不明其義?！辈贿^，《史記》和《漢書》都說伏生“獨得二十九篇”，為何《典籍里的中國》要說成二十八篇呢？難道“妹妹我思之”那位大哥又回來了？

其實這是一個目錄學問題，伏生所傳《尚書》29篇，從大小夏侯傳本的分法，減少一個篇題 “康王之誥”，就剩下28篇。從《典籍里的中國》刊布的篇目看，也是少了“康王之誥”，并沒有犯數(shù)字也錯的笑話。

只不過在“扎眼”的豆瓣一兩星評論中，絕大多數(shù)都指出了該節(jié)目存在的另一個問題：沒有講好《尚書》的今古文之爭，甚至錯引已經被學術證偽的古文尚書《五子之歌》，可算瑜不掩瑕。

典籍里的學術公案

《典籍里的中國》首期節(jié)目最后，飾演伏生的倪大紅和主持人撒貝寧一起穿越回了今天的博物館?？粗叽蠹t和《伏生傳經圖》里的老者形象酷似，還有小朋友問他：“爺爺你是在扮演伏生嗎？”

按照節(jié)目設定，倪大紅可不就是“伏生本生”嗎？他饒有興味地回答：“你也可以這么認為?！蹦叽蠹t老師臺詞功底了得，對人物的揣摩也夠。講述自己妻兒為了護書而死時（雖然是編的），有那么幾秒鐘你會覺得他就是伏生。

從戰(zhàn)國時期，兒童伏生回答夫子的提問，演到漢初老年伏生受到國家重視喜極而泣，《典籍里的中國》的戲劇呈現(xiàn)可謂“多角度沉浸式”。只不過，節(jié)目既然宣揚伏生所代表的今文《尚書》學派，為何又讓蒙曼老師征引已經被證偽的古文《尚書》里的《五子之歌》呢？

就著節(jié)目，我們簡單梳理《尚書》的今古文之爭：伏生在漢初所傳的《尚書》，由他本人用當時的隸書文字整理，所以被稱為今文《尚書》。今文，也就是今天的文字；而在魯恭王拆除孔子舊宅時，也從夾墻里發(fā)現(xiàn)了《尚書》，只不過以戰(zhàn)國“蝌蚪文”寫就，被稱為古文《尚書》。

西晉末年，典籍散佚，東晉豫章內史梅賾獻了一部《古文尚書》。只不過，南宋以來，朱熹等人開啟了懷疑《古文尚書》是偽作的濫觴。清儒閻若璩、惠棟，從篇目差異、文本偽謬、地名晚出、歷法錯亂等角度，全面揭露了梅賾所獻《古文尚書》的罅漏之處。《古文尚書》出自后儒偽造的觀點，得到學界普遍認可。

2008年，清華大學從香港文物市場搶救回一批楚地竹簡。清華簡的面世，讓今人得以親眼目睹未經秦火的“書”類文獻，為《古文尚書》的證偽再添石錘。學者們對比清華簡與《古文尚書》，再證后者確系后世補輯之作。

這段《尚書》學術史回顧，大概是每個歷史文獻專業(yè)本科生都會聽到的入門課，也是歷史愛好者如數(shù)家珍的討論門檻。所以，當撒貝寧給伏生介紹梅賾獻書時，他的第一反應難道不應該是“你這龜孫作偽”？真是當著莊羽的面朗誦《夢里花落知多少》，傷害性不大，侮辱性極強。

偽古文尚書被當成真書來講，今文尚書的老祖宗伏生怕不是一口老血涌上心頭。另外，蒙曼老師把夏朝的有窮氏后羿說成上古時射日的后羿（嫦娥老公），很有點“妹妹我思之”內味兒了。蒙曼老師太康失國的小故事講得不錯，只不過《五子之歌》是偽書，此后羿也非彼后羿。

國寶表演的話語秩序

《典籍里的中國》的確讓人淚目：我華夏有諸多先賢典籍，方使得文脈源源不斷。但面向大眾文化的傳播，在增加娛樂性的同時也應該注意準確性。否則以其昏昏而使人昭昭，豈不有誤人子弟的嫌疑？

其實不難理解文化節(jié)目的困境：不做的這么輝煌大氣熱鬧，無法迎合大眾的口味。它的核心意義不在于讓大家記住多少知識，而是播下一顆種子。只有先把大家領進門了，才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去親身接觸純粹的、枯燥的、真實的歷史。

硬糖君支持《典籍里的中國》和《國家寶藏》以表演的形式來創(chuàng)新表達，也鼓勵大眾多多觀看學習，我們所要商榷的僅僅是娛樂性與準確性的平衡之道。大家看《大秦賦》等古裝劇都愛糾個錯、辯個歷史觀，文博探索類節(jié)目不是更需要審慎態(tài)度？

第三季的《國家寶藏》，九位主角變成了更為宏大的歷史文化遺產。600年的紫禁城、930年的西安碑林、1700年的莫高窟，以寶鑒今的文化演說更容易激發(fā)觀眾情緒共鳴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攝影師，說起自己發(fā)現(xiàn)兵馬俑臉上2200年前的工匠指紋，激動到情緒哽咽。

“有一天拍著拍著，我一抬頭劇看見一尊俑的臉上有指紋，那可是2200多年前制作兵馬俑的工匠留下來的指紋??！”日?；膱鼍绑w驗，比歷史人物的演繹更能戳動心緒。哀而不傷，升華到這里已經足夠應付應試教育的所有寫作考核了，絕不會被閱卷老師批假大空。

可是，單純的借物抒情已經無法滿足《國家寶藏》，它的華麗演說進一步總結道：“秦人雖然已經消失，但是他們化作泥土，化作支撐我們站立的土地。他們早就的血脈，依然在你我的身體里奔流。”前段時間精英紛紛批評《大秦賦》美化暴秦，現(xiàn)在《國家寶藏》又宣揚秦代締造的“家國概念”，觀感割裂讓人狐疑。

有沒有可能，那個留下指紋的工匠只是被迫做工的黔首奴隸，而他在秦代的嚴刑峻法之下不得不好好完成這座人俑？勞動人民在每個時代都是最可愛的人，但是他們當年的所思所想，未必有我們今天賦予的那么熱淚盈眶。

或許只有大氣浪漫的文案，才配得上這上下五千年。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對于文明的花式拔高，必然會脫離藏品科普的本義。天文講解員說“我們祖先總共記載了29次哈雷彗星的回歸，咱一次都沒有落下”。其實不夠準確，他沒有指出古代的天文紀錄多是為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很少上升到理論高度。

看《國家寶藏》越多，越容易讓人想起著名的“李約瑟之問”：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fā)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么科學和工業(yè)革命沒有在近代中國發(fā)生？大概他也和觀眾一樣，只看到了“開風氣之先”的偉大，忽視了“制度拖后腿”的弊病。

文化評書興衰史

無論是《我在故宮修文物》還是《朗讀者》和《中國詩詞大會》，它們在案例描述和解讀上都有鮮明的“參差對照”特征，并不追求高度的秩序感，而《國家寶藏》對話語秩序的追求卻是非常明顯的。

每一件國寶的使命感，決定了參選文物的遴選標準。觀眾在鑒寶節(jié)目中問得最多的是“值多少錢”，國寶的重要程度則取決于它能承載“多少故事”。三季《國家寶藏》遵循九五之數(shù)，文物與博物館與文化遺產地之間，呈現(xiàn)出一種與現(xiàn)實高度重合的“中心-邊疆”秩序。

合乎邏輯的解釋是，話語秩序與現(xiàn)實秩序相符提高了傳播效率。而深層的原因可能在于：作為民間文化再生產的“反題”，現(xiàn)在人們期望看到博物館文化以合乎現(xiàn)實秩序的方式來呈現(xiàn)。從彈幕就可以看出，人們打開這類節(jié)目的初衷就是為了尋求一份文化認同和自豪感?！秶覍毑亍分皇琼槕诉@種集體需求，制造了可供消費的大眾文化產品。

與《國家寶藏》《典籍里的中國》的表演性不同，上一代文化節(jié)目的爆款《百家講壇》走的則是說書路線。讓一個領域的專家，以單口相聲的形式講述另一個專業(yè)的內容，幾乎成了火爆的鐵律。

一些主講人的內容硬傷并不比現(xiàn)在的節(jié)目少，如于丹對儒家經典中的“小人”創(chuàng)造性地解釋為小孩，讓人大跌眼鏡；王立群的言論更是超前：“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漢朝的很多皇帝，包括劉邦都是雙性戀?！?/strong>王老師現(xiàn)在開壇講古代耽美小說，應該會翻紅吧？

如今活躍度很高的蒙曼老師，算是趕上了《百家講壇》的末梢，成為了于丹、易中天、王立群、紀連海、劉心武、閆崇年之后為數(shù)不多的文化紅人。為了扶大廈之將傾，蒙曼主講的《大隋風云》的主題歌還是自己填的詞。

于丹的單口技巧可圈可點，她最知道觀眾愛聽什么：“懸念永遠都是電視的基礎賣點，我們看電視劇，最大的吸引就是命運的未卜、懸念鏈的生成。”所以當年《百家講壇》的《清十二帝疑案》《唐伯虎考場舞弊案》《宋徽宗之謎》全部走懸疑風。

不過，從2006-2008年于丹、易中天的書稿動輒銷售百萬冊，到2015年主講人于鐘華現(xiàn)場簽售會書迷不到百人、系列書籍年銷售量只兩三萬冊，走過七年之癢的《百家講壇》評書也從文化節(jié)目的王座上跌落了。

和缺乏互動性的評書相比，《國家寶藏》和《典籍里的中國》用表演重新找到了受眾密碼?！敖庹f+表演”兩條腿走路，更符合年輕觀眾的觀看習慣。聽不懂解說也不慌，至少還有故事可供玩味。

非理性的迷戀，最適合奇觀文化的生長，但它畢竟不會是常態(tài)。當年為《百家講壇》糾錯的好心人們，不知如今看到《國家寶藏》又作何想？還是說，他們已經不看電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