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經(jīng)緯

《犬之力》以12項提名領跑，《沙丘》以10項提名緊隨其后……而日本電影《駕駛我的車》，則被提名了第94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最佳國際影片4項大獎。這也是日本電影在奧斯卡首次獲得最佳影片的提名。

繼《寄生蟲》之后，亞洲電影再度席卷奧斯卡。

2020年韓國電影《寄生蟲》在第92屆奧斯卡中所創(chuàng)造的記錄，如今看來仍可以被稱作“奇跡”，而隨著近幾年奧斯卡越來越講究“政治正確”和“國際化”，包括亞洲電影在內(nèi)的一些非英語影片也逐漸在頒獎季獲得更多提名乃至得獎，作為今年唯一提名奧斯卡最佳影片的亞洲電影，《駕駛我的車》又意味著什么？

為什么是《駕駛我的車》？

《駕駛我的車》的故事并不新奇，亦有人評價其“詭異”“抑郁”，但這是一部主題具有普世性價值的電影：舞臺劇演員、導演家福（西島秀俊飾）面對妻子的出軌行為始終視而不見，直到妻子意外去世，他開著愛車去廣島排演一場舞臺劇，遇見了給他專門配備的女司機渡利（三浦透子飾），兩人在車上感傷過往，逐漸打開心扉的同時，也有了直面各自創(chuàng)傷的勇氣。

這也是一部文本結構精巧、鏡頭語言平實又精準的高技法電影。

《駕駛我的車》改編自村上春樹的同名短篇小說，導演兼編劇的濱口龍介在原作的基礎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擴寫和改編，并在片中大段嵌入排演契訶夫戲劇名作《萬尼亞舅舅》的場景，將人物情緒與戲劇文本、真實生活和虛構舞臺進行了十分有機、堪稱完美地融合與勾連。

而在濱口龍介平靜、簡潔又精準的鏡頭語言里，人物情緒內(nèi)斂卻極富張力，臺詞對白細密又極為扣題，電影空間簡單而飽含深意，因而全片時長3小時也不會讓人覺得冗長。

值得一提的是，在長達40分鐘的序幕鋪墊與恰到好處的“生活流”敘事中，一個中年男人因妻子出軌而無法釋懷的濫俗故事被講述得如此引人入勝又發(fā)人深省，從展現(xiàn)夫妻情感困境，到妻子去世后丈夫逃避、控訴再到最終的懺悔、放下，一方面揭示了每個人在生命中或多或少都會經(jīng)歷創(chuàng)傷：親人離世、配偶出軌、原生家庭傷痕等是全人類都會面臨的普遍性問題，導演用獨特的藝術表達和影像風格創(chuàng)造性地解讀和呈現(xiàn)了村上春樹、契訶夫這兩大名作家的經(jīng)典作品。

因此，在提名奧斯卡之前，本片就已經(jīng)拿到了包括戛納電影節(jié)最佳編劇、美國金球獎最佳非英語片、日本電影旬報第一名等數(shù)十個大獎，在國內(nèi)外各大評分網(wǎng)站上也是實打實的高分佳作：豆瓣3.7w人打出了8.0的高分，IMDB7.9分，爛番茄新鮮度98%。

作為早已憑借《歡樂時光》《夜以繼日》《偶然與想象》等影片闖蕩國際A類電影節(jié)、并先后獲得戛納、柏林認可的導演，濱口龍介是繼是枝裕和后又一位享譽國際的日本電影大導。在近些年奧斯卡提名與獲獎影片越來越靠近“歐洲三大”口味的趨勢下，《駕駛我的車》能夠被奧斯卡青睞，似乎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從《寄生蟲》到《駕駛我的車》，

奧斯卡的“亞洲風”

從誕生之日起就刻有“英語電影獎”印記的奧斯卡，對于亞洲電影及其他非英語片的關注和接受度始終十分有限，在每年多達20多個的大小獎項中，只有一個最佳國際影片是為非英語片設立的，非英語片想要獲得除最佳國際影片外的其他主流獎項的提名，難度系數(shù)非常高。

而在奧斯卡近百年的歷史當中，提名最佳影片的非英語電影只有13部，其中亞洲電影5部，《寄生蟲》是唯一斬獲該獎項的非英語片。

與《駕駛我的車》一樣，在橫掃奧斯卡之前，《寄生蟲》已經(jīng)在全世界各大電影節(jié)拿獎拿到手軟，成功包攬了戛納金棕櫚、美國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等數(shù)十個大獎。從獲得最高藝術性獎項金棕櫚的肯定，到破天荒地拿下兼具藝術性和商業(yè)性的奧斯卡4項大獎，《寄生蟲》是當之無愧的“亞洲電影之光”，更是韓國電影之光——韓國電影此前從未獲得過奧斯卡提名，《寄生蟲》首次入圍即獲獎。

而在這之前，亞洲電影在奧斯卡，日本電影是一家獨大，總共獲得過4次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羅生門》《地獄門》《宮本武藏》《入殮師》，成功入圍過13次，近幾年除《駕駛我的車》外，還有《小偷家族》入圍過該獎項。

中國電影算上內(nèi)地、港、臺共入圍8次：《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霸王別姬》《喜宴》《飲食男女》《臥虎藏龍》《英雄》《少年的你》，其中李安導演的《臥虎藏龍》榮獲10項提名，并最終斬獲最佳國際影片、最佳藝術指導、最佳原創(chuàng)配樂、最佳攝影4項大獎。

其次是伊朗電影3次入圍，2次獲獎。由阿斯哈·法哈蒂執(zhí)導的《一次別離》《推銷員》分別在2011年和2016年獲得過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今年同樣由阿斯哈·法哈蒂執(zhí)導的《一個英雄》僅入圍了前15強，錯失最終提名。

其余亞洲國家的電影均是只有一次或兩次入圍的記錄，但從未獲獎。印度電影憑借《印度母親》《榮耀之役》入圍2次，黎巴嫩電影憑借《你只欠我一個道歉》《我想有個家》入圍2次，柬埔寨電影憑借《消失的影像》入圍1次，約旦電影憑借《希布》入圍1次，不丹電影憑借《魯納納之歌》入圍1次。

相比于歐美電影而言，亞洲電影在世界影壇上的影響力仍顯不足，但從《寄生蟲》到《駕駛我的車》，從韓國到日本，近幾年奧斯卡對于亞洲電影的關注和認可是積極向外界釋放著“包容性與多元化”的信號，也彰顯了亞洲電影作為一個整體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的崛起。

都2022了，

亞洲電影為什么還要關注奧斯卡？

在“元宇宙時代”和新冠疫情正在強力改寫人類歷史的當下，全球電影格局也在發(fā)生著劇烈的變化。

雖然好萊塢近幾年在全球電影市場的份額呈下降趨勢，奧斯卡頒獎典禮的收視率已大不如從前，評選出來的獲獎影片也屢有遭質疑的情況，但作為美國歷史最為悠久、最具權威性和專業(yè)性的電影類獎項，奧斯卡歷經(jīng)近百年的評選和舉辦，目前仍是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電影獎。

權威的樹立并非一蹴而就，一方面有賴于好萊塢影片在全球范圍內(nèi)擁有廣泛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基于其自身對規(guī)則的嚴格執(zhí)行和對電影藝術的尊重，奧斯卡一直在電影的藝術性和商業(yè)性之間尋找結合點，試圖在大眾影響與專業(yè)度上找到某種平衡，因而這也是奧斯卡最區(qū)別于“歐洲三大”的地方。

“標新立異”的國際電影節(jié)很多時候是由數(shù)個、十數(shù)個精英評委或藝術家評選出來的藝術電影，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一種藝術取向或對影片先鋒性的褒獎，而奧斯卡則是由幾千人乃至上萬人盲投出來的，很多時候代表了行業(yè)的選擇和主流的趨勢。

因此，獲得提名和得獎的多數(shù)影片從故事層面來說是通俗、流行而非晦澀、難以理解的，在主題表達層面，奧斯卡所關注的議題也多是普世性和當下性的——從輸出美國夢、自由等價值觀的《阿甘正傳》《勇敢的心》，到展現(xiàn)美國工業(yè)體系和史詩氣質的《指環(huán)王》，再到近幾年流行“政治正確”的《為奴十二年》《月光男孩》《綠皮書》等最佳影片，奧斯卡更多是用主流價值觀和普世性呈現(xiàn)的階段性變化在持續(xù)不斷地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那么，主打亞裔影片、亞裔導演、亞裔演員，用類型化的手法展現(xiàn)全世界都存在的貧富差距等社會階層問題的《寄生蟲》能夠在奧斯卡上創(chuàng)造歷史，也就不足為奇了。而今年提名4項大獎的《駕駛我的車》雖然同樣作為亞裔電影的代表，在主題探討層面依然是普世的，但從影片敘事節(jié)奏、文本的結構模式等層面來看，這部電影并不太接地氣，在觀眾接受度上或存在一定門檻。

所以，《駕駛我的車》最終能否承續(xù)《寄生蟲》的故事，是創(chuàng)造歷史還是改變潮水的方向，我們等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