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波波茶

臺灣電影只要被談及，侯孝賢的名字基本上繞不過去。

今年侯孝賢導演獲得第五十七界金馬獎“終身成就獎”，頒獎禮上是枝裕和擔任為侯孝賢獻獎的嘉賓，自愿隔離了十四天。

他和世界上每一個侯孝賢的影迷一樣，鐘愛電影中平靜的敘事和每一個至于時代浪潮中的平凡人。

這位在二十多歲時和侯孝賢電影相遇的導演，談起兩人的關系，愿意用“如父如子”來形容，甚至直言自己是侯孝賢的“孩子們”其中一員。

但他可能不知道，出生于廣東的侯孝賢當初去到臺灣的原因，僅僅是因為侯孝賢的父親發(fā)現(xiàn)，臺灣的住處有自來水飲用。

1947年，侯孝賢父親作為廣東省梅縣教育局長，被老同學邀請去臺灣做主任秘書，只身先去臺中赴任，后去信家里，讓四個月大的侯孝賢跟著一家人來到臺灣。

每月只靠620塊的工資維持生活，可以說是捉襟見肘，全家上下甚至沒有一件木制家具，靠撿竹家具過活，年長的奶奶對家鄉(xiāng)的思念，讓他們一家人都決定后面要繼續(xù)回大陸生活。

只是幾年之后，滯臺已成定局，全家搬至高雄，這里常年舉辦戲曲比賽的熱鬧稍稍驅散了一家人的孤獨，只是童年的侯孝賢除了體會到了傳統(tǒng)文化之外，卻沒有體會到多少樂趣。

幾年之后，戲院逐漸沒落，很多地方改成了放電影，這才讓侯孝賢和電影結緣，之后的故事就像諸多從貧苦時期走過的導演一樣，他為了看定影，可以翻墻，剪鐵絲網，做假票。

也難怪，侯孝賢會在之后的采訪中說自己如過沒做導演，一定會成為一個流氓。

隨著逐漸成長，侯孝賢在服兵役期間，因為電影《十字路口》，他決定用十年的時間進入電影行業(yè)。

雖然，他足夠有聰明和認學，還在退伍后通過聯(lián)考進入了臺灣的藝術?？茖W校，但他始終沒有機會進入電影行業(yè)，期間他白天上課，晚上去工廠上班，堅持了一年這樣的生活。

后面為了專注學業(yè)放棄了夜班的工作，但仍未能涉足電影行業(yè)，又賣了八個月的計算器。

直到一通電話。

侯孝賢被老師推薦到了《心有千千結》劇組擔任場記，結識了自己的伯樂李行導演。

之后的他就持續(xù)轉運，從場記一路做到副導演，甚至以編劇和副導演的身份參與了12部電影的拍攝。

1979年，他憑《早安臺北》提名金馬最佳改編劇本，至此脫離了新人的行業(yè)，開始在行業(yè)內尋找自己做導演的機會。

那時候，侯孝賢的電影風格和現(xiàn)在完全不一樣，他的作品老少皆宜，充滿了商業(yè)元素，處女作就在臺灣的春節(jié)檔上映，成為1980年春節(jié)檔的票房冠軍。

但在那之后，他幾乎從主流的電影圈消失了。

原因在于他對電影越深入，知道的專業(yè)知識就越多，他的影像似乎失去了自由，被大量理論和專業(yè)知識干擾。

好在朋友朱天文發(fā)現(xiàn)了這一點，送了一本《沈從文自傳》給他，這本書讓他發(fā)現(xiàn)了看待世界的角度，他第一次感覺到視野還有這么多、這么廣，想必這也是他電影中常提及沈從文的原因。

之后，侯孝賢用一部《悲情城市》回到大眾視野。

再之后，侯孝賢的作品風格逐步完善，他故事中的人物幾乎對自身發(fā)生的事情略帶遲鈍，好像個人的經歷并不屬于自己，而大量固定機位的遠景構圖，空間的重復使用，讓觀眾擁有自由焦點的同時，又擴大著畫外空間的信息。

這些至今還在被更多的人研究和分享的作品，讓侯孝賢放棄讓電影賣座之后的成就，也是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有人寫幾篇文章說道的點。

但這期間，侯孝賢還在輔導著他的“孩子們”。

雖然，侯孝賢很多作品中都是秉著需要一個農民，就找一個農民，需要一個郵差就找一個郵差來演的方式。但他還是幫助了不少演員和導演。

賈樟柯導演就曾詳細的寫過自己和侯孝賢的“緣分”。

在賈樟柯的記憶中，他因為學著寫了幾篇小說，就被前輩賞識，進入了山西省作協(xié)的讀書改稿班，那時候呆在這種班里最大的好處就是常能收獲第一手藝術圈的八卦。

某天，來自北京的編輯沒給他們上課，理由是要去距離太原一百二十里外的太谷縣看張藝謀拍《大紅燈籠高高掛》，說侯孝賢導演也在。

那時候的賈樟柯對《悲情城市》的印象極深，恨不得沖過去要一盤《悲情城市》的錄像帶，但一百二十公里對于當時的他來說，和在另外一個星球差不多，索性就放棄了。

當時的他連侯孝賢長什么樣都不知道，直到考上北京電影學院，在一本舊學報上，他才通過之前侯孝賢來學院講學的文章，看到了加侯導的幾張照片。

他當時對侯孝賢的印象是：個子不高但目光如炬，身體里彷佛蘊藏了巨大的能量。既有野蠻生長的活力，又有學養(yǎng)護身的雅致，是那種一代宗師的面相。

這種印象一直持續(xù)到賈樟柯因《小武》收到法國南特電影節(jié)邀請，在南特濕冷的天氣中進入酒店的那一刻。

那年，法國南特電影節(jié)二十周年，侯孝賢因為之前的《風柜來的人》和《戀戀風塵》都在這里得過最佳影片，這次是帶著“祝壽”的前來。

而賈樟柯進入酒店大堂，恰巧看到一個中國人被記者包圍，他眼睛的焦點都沒對實，心就已知那是侯導！

他就站在那里，等記者散去，等人越來越少，他才上前搭話，據賈樟柯自己的描述，發(fā)生了下面的情景。

那時我已經不是學生，但慌不擇言，愚笨地說道：侯老師，我是北京電影學院來的。

侯孝賢顯然不熟悉北京文藝圈的稱呼習慣，瞪眼問道：我教過你？

我連忙說：喜歡您的電影。

彷佛面對一個突然的闖入者，他被我搞得莫名其妙，只能挑戰(zhàn)性地望著我：北京電影學院的？呦！現(xiàn)在學生都可以出來看影展了？

我連忙說：我拍了一部電影叫《小武》。

侯導的眉頭又皺起來但語氣明顯平和起來，他問道：《小武》是什么東東？

我答：小武是男主角的名字，電影是在我老家拍的。

侯導點了根煙，語氣已經變得友善：老家在哪？我答：山西。

侯導頓時笑逐顏開：哦，半個老鄉(xiāng)，我丈母娘是山西人。

對于生人脾氣有點沖，不會輕易表現(xiàn)出來廉價的親和，但話要說投機了，又能瞬間成為哥們，這是賈樟柯導演的真實感受，也是多數人心中侯孝賢導演該有的樣子。

雖然文章末尾，賈導對當時侯孝賢還穿了一雙年輕人鐘愛的匡威球鞋記憶深刻，但這可能就是侯導的可愛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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