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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搶票開始就熱鬧非凡的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終于結束了。

在展映的一系列中外新片老片中，有一部紀錄片很容易被忽略，但凡是有幸搶到票的朋友都好評如潮。

我們也很久沒給大家推薦過較為小眾的佳片了——《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學生》（以下簡稱《巴赫曼》），目前豆瓣高達8.6分。

這部由德國女導演瑪麗亞·施佩特執(zhí)導的紀錄片，榮獲了2021年柏林電影節(jié)評審團銀熊獎。

你很可能會被它將近四小時的片長勸退，但在觀看的過程中卻絲毫不覺冗長，反而如沐春風。

導演瑪麗亞·施佩特

這是一部關于老師、學校教育的影片。在此之前，我們對這種題材已經有過諸多設想。

也許是《死亡詩社》《放牛班的春天》，也有可能是《心靈捕手》或《超脫》。

《死亡詩社》

但《巴赫曼》和它們大相徑庭。它忠實地記錄了教育，但又隨之縱深到無限遠。

它關于地貌、社群、歷史、國族想象。

關于年輕面孔的遭遇，更關于世界的真實。

在德國的一個工業(yè)小城施塔特阿倫多夫中，巴赫曼先生和往常一樣來到他的班級。

這也許是他退休前帶的最后一個班了。

在這個小城中混雜著大量的外籍移民，這樣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二戰(zhàn)時期納粹征用東歐勞工制造軍火，再到60年代土耳其勞工涌入德國至今。

巴赫曼的班級中就匯集了12到14歲之間，有著不同教育背景、語言習慣、宗教信仰，來自俄羅斯、波蘭、意大利、土耳其等等不同國家的二代移民少年們。

他們多半因父親在本地工廠工作而舉家移民，在這里學習德語，獲得升入中學的資格，準備好成為一個合格的德國公民。

巴赫曼不僅要教授他們德語，還有音樂、數(shù)學、手工、閱讀等等幾乎一切科目。

面對這樣大量的外來人口在這里繁衍，該如何對他們進行公民教育，如何將其納入德國的主流教育體制？

其中就涉及了二戰(zhàn)影響、移民政策、身份認同等等。

但這些龐大、復雜的問題都落腳在施塔特阿倫多夫這個工業(yè)小城中，進而凝縮在巴赫曼的小小的班級里。

導演瑪麗亞以近四小時的耐心，盡可能展開、切入。

她抹除攝影機的痕跡，沉浸在課堂里，不斷有身影覆蓋住鏡頭再走開。

我們在大量的學校實錄中，沉下心來觀賞每一段隨機的對話，而這些對話中又時常帶來小小的震驚體驗。

我們也因此很榮幸地獲得一種可能，將以上巨大的議題融入極其淺顯的日常行為中，感知著教育的意義。

什么是教育？

在《超脫》中，劉玉玲扮演的老師面對自甘墮落、屢教不改的女學生，失控地嘶吼著社會的真相。

《超脫》

她絕望地目擊著一顆顆種子的潰爛。

如果說“少年是國家的未來，社會的棟梁”。

但如果從此刻開始，一切都爛透了呢？

從學生們頹廢帶著戾氣的步伐中，一眼就可以望見包括自己在內整個社會的盡頭。

我們慣常說師者“傳道授業(yè)解惑”，理想一點或許再加上“言傳身教”。

但看過巴赫曼先生的課堂后，你會知道“教育”遠不止于此。

他的學生是特殊的，邊緣的。

巴赫曼卻撥開重重迷霧，把握住邊緣帶來的動蕩、參差和包容，將人本主義放在最前面。

這是一個何其壯觀的過程，一切看似隨意，但又有跡可循。

面對這群身份迥異的二代移民，最關鍵的就是建立他們的身份認同。

簡單來講就是一個“我是誰”的問題。

在日常松弛的對話中，巴赫曼不斷試探和提醒著他們在頭腦中繪制自我的地圖。

這種繪制至少包含了三個層次。

它首先就來自家庭。

我們會在課上、課間不斷地聽到巴赫曼和孩子們閑聊著家庭的情況。

在傳統(tǒng)學校教育僅出現(xiàn)在填表、家長簽字、背景調查等情況下的家庭，在這樣的追問中鮮活起來。

他像一個最親切的老朋友，一個勁兒地了解著那些細節(jié)，摸索著一個孩子的全部軌跡。

有的人來自離異家庭，有的人是五個孩子中的獨子，甚至有“兩歲的表妹喜歡跳肚皮舞”這樣可愛的細節(jié)。

巴赫曼在幫助他們建立一種連結，建立一種由愛而生的安全感。

而在家庭之后，更大也更隱形的則是民族認同。

對于這群處在兩個國家夾縫中的孩子來說，這個問題有些敏感，也有些復雜。但卻在課堂上被屢屢直面。

當老師提問道：“你們會把德國當作自己的故鄉(xiāng)么？”

學生們的理由不盡相同，但卻無一例外地選擇了自己的出生地。

有的人因為親戚大多在那里，有的人則因為呆的時間長。

但就算是已經扎根在德國的學生，在出生地摩洛哥呆的時間最短，也還是憑著直覺指認了自己的故鄉(xiāng)。

在這樣屢次的問答中，孩子們被點燃了某種懵懂的熱情。

在隨后注定漂泊異鄉(xiāng)的人生中，錨定了自己的坐標。

無論是家庭認同、民族認同或集體認同，歸根結底都是為了最終的自我認同而服務。

在巴赫曼的目光中，這些孩子并未被遮蔽在學生的身份下，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

無論是班級里刺頭的溫柔一面；

唯一在作文里寫下愛情故事的少女已經展露出青春期的嫵媚；

每天露出笑顏的小胖子；

內向少女偶爾語出驚人的真知灼見。

這些都被巴赫曼捕捉著，代替他們挖掘著所謂的閃光點。

在事關升學的重要會面中，巴赫曼面對家長，卻執(zhí)意拿出吉他邀請學生高歌一曲。

這個平時最愛唱歌的女孩，在父親面前，用“醫(yī)生”代替“歌手”掩蓋著自己的理想。

在巴赫曼的教育邏輯中，對自我意義的探尋遠比社會價值來得重要。

這對于一個孩子來說，也許還難以消化和理解。

但在潛移默化中，他們模糊地品咂著，適應社會也并不意味著要磨損自我。

而更難能可貴的是，巴赫曼引出的自我，是一種內省且多元的。

他百無禁忌，在課堂上聊著自己的初夜；

唱著自己寫的男男愛情歌曲，請同學們發(fā)表感想。

你可以大喊“惡心”，但總有學生會反駁道“至少他們是相愛的?！?/p>

巴赫曼不下結論，他只拋出問題，再適當引導。

這個世界尚未在孩子的眼前展開，但他們最先學會的是包容。

巴赫曼會在課堂上討論起男女在家庭中的分工問題。

當男孩子說著：“一旦有了妻子，問題就來了?！?/p>

后排的女孩立刻反駁道：“一旦有了丈夫，問題就來了。”

他們甚至聊起穆斯林學生如何面對教室里的耶穌像。

這些對話大都不了了之，它們看似日常，但卻辛辣。

涉及著宗教、性取向、性別歧視等等復雜的議題。

但卻都不需要答案，而是帶來一種可能性，一種反思的能力。

而巴赫曼所隱隱催化的，正是一種思考的意識。

他一面討論著多元的宗教信仰，一面又在玩笑中讓班里的女同學試戴對方的頭紗。

她們在自己所堅持的宗教信仰中，同時又感受到了一種自由的剝奪。

當事件的兩面性被展開時，他們必須學會質疑：

“從來如此便對么？”

因此，當巴赫曼無意中說了一句“我們班里坐著幾位哲學家”時。

這種無意識的引導，簡直是波瀾壯闊。

在這里，孩子們不是無知的白紙，巴赫曼帶領他們觀看那些復雜、深奧的歷史紀錄片。

由納粹的暴行，聯(lián)系到自己作為二代移民身處德國的處境。

對他們的教育，恰恰管窺著德國如何在長期的移民背景中，搭建一個民族想象的共同體。

一切都關于教育，但也遠不止于教育。

看到最后，你會發(fā)現(xiàn)，就像巴赫曼說的。

分數(shù)是最不重要的，但重要的是什么？

用巴赫曼的話來說，是規(guī)訓和教條的反面，是身處公共機關卻保留個人意識的本能。

他把教育的答案指向那些具體的小事，指向每一個孩子未竟的人生。

就像曾經的新華字典上所寫的：

“小李考上了北京大學，小王在商店里當售貨員，我在紡織廠上班，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p>

這也是巴赫曼所做的，他帶領孩子們參與世界，但卻不過分地介入他們的世界。

在吟唱著鮑勃·迪倫、AC/DC的課堂上，我們最需要做的只是展開想象。

的確，巴赫曼的課堂并不是一個可供模仿的范本，它更像是一個帶著希臘式悲憫的烏托邦，一個孕育著樸實智慧的理想國。

但這部電影也并未打算進行比較，它更多的只是描述一種教育的本來面目。

此時，在這個特崗、編制、招教、職稱轟轟烈烈的當代，我們也許是非常天真且夢幻地提出一個問題。

什么是老師？

阿爾都塞在他的《意識形態(tài)與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中將“學?！狈Q為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的典型。

面對它的軟性規(guī)訓，阿爾都塞指出了一條路，他說只有“極少數(shù)人”才能“在惡劣的條件下，仍然試圖從歷史上，從他們所‘教授’的學問中找到不多的武器，轉而反對自己陷入意識形態(tài)制度和實踐?！?/p>

而這些少數(shù)人，正是老師。

同樣，在這部電影中，巴赫曼是一個詩人、音樂家、哲學家、甚至是雕塑家。

但他首先是一個老師，一個阿爾都塞所言的教師中的“少數(shù)人”。

那么，對這部電影感興趣的各位，又能否想起那些幫助了自己的老師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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