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案片不啻是現(xiàn)時韓國的商業(yè)類型片中產(chǎn)量頗豐，品質(zhì)可觀的一個品種。這類影片大多以犯罪事件（而且很多具有現(xiàn)實原型）為敘述中心或情節(jié)楔子，個中翹楚如《殺人回憶》（奉俊昊，2003）、《老男孩》（樸贊郁，2003）、《追擊者》（羅宏鎮(zhèn)，2008）、《黃?！?/a>（羅宏鎮(zhèn)，2010）等。《素媛》同樣以一起惡性刑事案件為故事由頭展開敘事，名叫素媛的小女孩某個雨天獨自上學，卻在學校附近遭一猥瑣大叔性侵，身心均受嚴重創(chuàng)傷。但影片并未把敘事重心放在還原隱秘的罪案動機，或者鋪陳警方確定、抓捕罪犯的曲折過程之上。疑犯的早早被捕，幾乎為零的動作場面表明創(chuàng)作者毫不猶豫地舍棄了這些極具懸念吸引力和視覺沖擊力的元素，而把敘述的方向轉(zhuǎn)為一起罪案對一個少女、一個家庭乃至一個社區(qū)的劇烈沖擊與深層影響，在這過程中，家庭關系、同學友情、鄰里關系都面臨著重新組構，被損毀的日常生活同樣亟需困難重重的重建。

    影片開頭即通過一些鏡頭畫面呈示了一個艱辛、貧苦但充盈著親情和溫馨的底層家庭的生活場景。這使得這些卑微的“美好”和“幸福”須臾之間便被不可預知的罪案無情摧毀時，爆發(fā)出更具情感張力的悲劇意味和人性光芒。素媛身上超出其年齡的成熟和善良更讓人嗟嘆其不幸遭遇。例如，在醫(yī)院中，忍受著巨大痛楚的素媛平靜地對他爸爸說，當時選擇直接打電話報警是因為知道爸爸工作很忙，不愿給他添麻煩；希望一定要抓住壞人的原因也不是為自己，而是罪犯活動在學校周圍，很有可能再次傷害到未成年人。

    故事的主體部分是事發(fā)后一家三口的心理掙扎與相互取暖，尤其是薛景求飾演的父親角色是一個寡言少語、不善表達之人，但父親對女兒那種無聲的愛意卻又通過角色的動作細節(jié)被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令人動容。比如，父親穿戴著悶熱的頭套和連體服扮成女兒最愛的動畫形象“可可夢”，在醫(yī)院里逗她開心，在路上偷偷陪伴她同行。聰慧的素媛知道這是爸爸，替他擦去滿頭的熱汗，牽著他的手一起回家。這些其實并不巧妙，甚至有顯見煽情之嫌的細節(jié)卻因影片步步為營的情感鋪墊和樸素的表現(xiàn)方式而具有了打動人心的力量。就像片中那句臺詞所說，最孤獨的人最親切，最難過的人笑的最燦爛。

    雖然不像《殺人回憶》那般具有韓國社會宏闊史詩的氣度，但影片在細膩刻畫家庭情感關系之余，亦不忘對社會問題進行側面剖示和評判、干預。這個家庭的困境并不僅僅來自于犯罪行為，他們更時刻面臨著媒體、法律等機構所帶來的“無心”傷害。例如，追逐賣點的新聞記者手持攝像機來醫(yī)院尋訪當事人，絲毫未考慮對未成年人性侵犯罪的肆意曝光很可能帶給這一家人的精神困擾和二次傷害。又如疑犯推諉自己作案時神志不清，使法官減輕了其罪責和刑期，不能接受罪犯過早出獄后再行報復的父親產(chǎn)生了私自執(zhí)法的念頭……雖然影片結尾給出了這家人心靈重建過程中的一絲溫暖之光、希望之光，但創(chuàng)作者拋出的針對這些現(xiàn)實議題的問號卻并沒有隨著劇情的落幕而被一一拉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