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斛珠夫人》正式開拍

1905電影網(wǎng)訊 由楊冪、陳偉霆主演，蕭如瑟同名小說改編的《斛珠夫人》，正式開拍了。原作者蕭如瑟第一時間也轉發(fā)了官微進行宣傳。

原作者蕭如瑟第一時間轉發(fā)了官微進行宣傳

“琉求西，蓬萊南，有鮫海，方圓不過百里。海中有鮫人，水居如魚，其眼泣，則能出珠。”這樣充滿綺麗想象的文字，曾經(jīng)不止一次為我們的年少夢境染上神秘色彩。

而那個“以冷藍為緯，纖指穿梭，猶如采擷無數(shù)夢幻空花”的鮫人形象，也成為繼安徒生童話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之一。

仿若“筆底有煙霞”的蕭如瑟，寫起小說來妙筆生花，鉤織的九州大徵朝風云變幻更是讓人無限向往。如今，原著被改編成電視劇，又是古裝扮相仙氣十足的“大冪冪”主演，相信一定圓了不少書粉的夢吧。

除卻《斛珠夫人》外，近日，由馬伯庸同名小說改編的《古董局中局2》也驚喜開播。而張愛玲的《第一爐香》、金宇澄的《繁花》、虹影的《上海之死》、雙雪濤的《刺殺小說家》《平原上的摩西》等也逐一被名導相中，紛紛進行改編。

文學作家與影視正在相互成就，煥發(fā)出無比奪目的光芒。

1.從莫言、蘇童到貓膩、匪我思存

從《紅高粱》《霸王別姬》到《鬼吹燈》《慶余年》

“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濕的高亮在霧洞里憂愷地注視著我父親，父親也虔誠地望著它們。”“父親恍然大悟，明白了它們都是活生生的靈物。它們扎根黑土，受日精月華，得雨露滋潤，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這些飽含深情、以通感和廣闊想象力撐起高密“烏托邦”的文字，來自莫言。1987年，莫言所著的《紅高粱》被張藝謀改編為電影，一舉奪得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jié)金熊獎。

說是國人之光毫不夸張。張藝謀與他青睞的那些文學作家們，共同引領和掀起了20世紀80、90年代華語電影的創(chuàng)作浪潮。

拿到戛納路易斯·布努力埃爾特別獎的《菊豆》，改編自劉恒小說《伏羲伏羲》；提名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的《大紅燈籠高高掛》，源自于蘇童《妻妾成群》；榮獲威尼斯電影節(jié)金獅獎的《秋菊打官司》，源于陳源斌同名小說《萬家訴訟》；而《金陵十三釵》《歸來》等電影佳作，也均由作家嚴歌苓小說改編而來。

正如張藝謀所說，中國電影與文學密不可分，兩者存在“直接的共生共榮關系”。

從“尋根文學”代表莫言、蘇童，到描寫中有現(xiàn)代主義色彩、擅長心理分析的劉恒，再到以書寫和反思人性見長的嚴歌苓，張藝謀憑借對中國當代作家的欣賞和發(fā)揚，廣泛吸收文學精華，貢獻出一部部留名影史的傳世佳作。

盡管20世紀初，《林家鋪子》《雷雨》《邊城》等文學名著都為同名電影誕生貢獻過力量，但張藝謀對于文學作家和作品的倚重，很大程度上也提高了原著的知名度。

不少被業(yè)內廣泛熟知卻稍顯邊緣化的作家，都在作品被改編后大眾性廣泛提升，作品更是一度成為高踞榜首的暢銷書?？梢哉f，影視作品在被文學滋養(yǎng)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帶動了文學的傳播和發(fā)揚。

作家蘇童

“第五代”導演中，除卻張藝謀，陳凱歌、李少紅等也對一些文學作家“情有獨鐘”，同知名作家蘇童、劉恒、李碧華等有密切的合作關系，誕生的《霸王別姬》《黃土地》《紅粉》等作品更是名噪一時，好評如潮。

同時代嚴肅文學作家筆下那些鮮活的文字、豐富的想象力，和豐富的傳統(tǒng)性和民族性，都讓他們屹立于世界文學之林，也為影視作品在題材創(chuàng)意、審美風格、故事情節(jié)方面提供了完美借鑒。

正如1985年著名作家韓少功在其綱領性論文《文學的“根”》中指出的，“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tǒng)的文化土壤中，也應當在立足現(xiàn)實的同時又對現(xiàn)實世界進行超越，去揭示一些決定民族發(fā)展和人類生存的謎。”

莫言、阿城、蘇童、賈平凹、劉恒等作家在上世紀80-90年代的備受青睞，以及改編作品的備受認可，既證明了文學作品的巨大價值，也證明了文學與電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實現(xiàn)互融共生的絕佳契合。

進入新時代后，事情發(fā)生了轉變。2011年，由網(wǎng)絡小說《甄嬛傳》改編的同名電視劇，火遍了大江南北。

盡管小說作者流瀲紫后來被匪我思存實錘抄襲，但在導演鄭曉龍和主演孫儷等一眾實力派的加盟和演繹下，劇版《甄嬛傳》還是產生了不錯的傳播效應，甚至一度誕生了“甄嬛傳”現(xiàn)象及相關的“甄學十級學者”。

2013年，趙薇將辛夷塢網(wǎng)絡小說《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搬至大銀幕，改編為青春電影，一舉奪得了當年金雞獎、百花獎、金像獎等多項榮譽。同年，郭敬明也將自己的同名小說《小時代》改編為電影，取得了不錯的票房成績。

網(wǎng)絡文學，在逐漸走入大眾視野的同時，也拓寬了影視作品的改編版圖。

以“北洋鼠”為最初筆名，后以“貓膩”行走江湖、長久居于各大排行榜榜首的網(wǎng)絡作家貓膩，貢獻了《慶余年》《擇天記》《將夜》等佳作。而被粉絲們親切稱為“匪大”的匪我思存，也陸續(xù)貢獻了《寂寞空庭春欲晚》《來不及說我愛你》《千山暮雪》《東宮》等作品，為影視作品改編貢獻了巨大力量。

以貓膩、匪我思存、天下霸唱、顧漫、天蠶土豆、南派三叔等為代表的網(wǎng)絡小說作家，以貼合時代脈絡的多樣化題材、生動細膩的筆觸、“網(wǎng)感十足”的寫作風格，俘獲了一眾書粉。由其作品改編而成的“鬼吹燈”系列、“盜墓”系列以及《慶余年》《千山暮雪》《何以笙簫默》等作品，也成為了名噪一時的話題之作。

盡管，當前以雙雪濤、鄭執(zhí)、班宇為代表的“東北三杰”掀起了嚴肅文學振興的浪潮，王家衛(wèi)、許鞍華、路陽等導演也將目光投至張愛玲、金宇澄、雙雪濤等作家的作品上，但文學改編趨勢已發(fā)生了較大轉變，網(wǎng)文作家毋庸置疑成為了最受青睞的群體，嚴肅文學和文學名著儼然已不再是改編的主體。

越來越多的影視作品，選取熱度高、流量大的網(wǎng)絡文學作為改編對象。與此同時，在原作基礎上任意刪改、甚至無邏輯“魔改”的現(xiàn)象，也屢次發(fā)生，層出不窮。

作家的身份變遷和更新?lián)Q代，證明了文學作品與影視作品之間的關系和文化邏輯已發(fā)生了相應變化。

2.作家身份和受關注度的變遷

反映了文學與影視之間的內在聯(lián)結變化

為什么會出現(xiàn)此類現(xiàn)象呢？首先，這無疑與電影自身的產業(yè)化發(fā)展及大眾多樣化的精神需求變更有密切聯(lián)系。

美國媒體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爾·波茲曼曾經(jīng)提出過“娛樂至死”和“電視引發(fā)智力災難”的概念，即伴隨著電視媒體的崛起和印刷媒介的式微，技術革新的新媒體及過度娛樂化或將讓公眾話語的嚴肅性和價值產生嚴重退化。

與此同時，讀圖時代的到來，會對原定的文化生態(tài)產生強烈沖擊。人們娛樂生活大大豐富時，文學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大眾喜聞樂見的視聽語言成為更受歡迎的媒介方式。

因此，在日趨浮躁的行業(yè)環(huán)境中，對流量的追逐必然致使對嚴肅文學與文學名著一定程度的忽略。選擇本身讀者基礎好、流量大的網(wǎng)絡文學作品，不僅能將原有讀者收歸觀眾群體，還能利用“粉絲經(jīng)濟”，將單一的影視作品發(fā)展成為完整的商業(yè)鏈條。

其次，文學語言與視聽語言的不同，也是目前網(wǎng)文作家比嚴肅文學作家更受青睞的原因之一。正如著名學者李歐梵曾提及的，電影與文學不屬于同一種藝術，“無主客之分”，影像本身在敘事方面無法與文學相提并論。但盡管如此，電影依然可以把小說的精神和結構和部分敘事功能，用“一種對等的方法創(chuàng)造出來”。

簡而言之，電影與文學本身屬于不同介質，想要吸收原著精髓、將其改編為流芳百世的經(jīng)典影視作品也并非不可能，但文學作品本身較強的文學性和實驗性，較難通過影視徹底展現(xiàn)出來，因此“最賣座和受歡迎的影片，往往不是改編自第一流的文學作品，而在第二流文學作品。”

想要改編好文學巨著，真是難上加難

因此，屹立于世界文學之林的莎翁和托翁作品，鮮有十分令人滿意的影視改編之作。而正如“沒人敢碰”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思{的《約克納帕塔法》一樣，近年來也幾乎無人敢碰《紅樓夢》等巨著及其他嚴肅文學作品。想要改編好這類作品，真是難上加難。

何況，不夠樂觀的編劇隊伍，以及知名導演的斷層，都讓文學改編的難度變得更大。與其花更多精力在熟讀原著、與原作者充分交流后，在充分把握原著精髓基礎上再進行改編，不如將目光投向網(wǎng)文作家，找個粉絲喜聞樂見的作品，兩個月速成一部劇本，相信擁有這樣心態(tài)的從業(yè)人員不在少數(shù)。

盡管影視改編不應拘泥于原著，創(chuàng)作者也應當順應時代發(fā)展規(guī)律和人們的物質文化需求變化而拓寬改編題材、吸收不同種類的文學作品，但對原著精髓更好地呈現(xiàn)是提升改編作品質量的必然之路，也應是每個影視從業(yè)者需要承擔的社會責任感。

更重視嚴肅文學作家、作品及對于文學名著的改編，以質量而非流量作為選擇原著改編的標準，是創(chuàng)作者必須面臨的“課題”、也是創(chuàng)作出更多樣的高質影視作品、保證影視行業(yè)長線良性發(fā)展的“秘訣”所在。

期待未來更多《繁花》和《刺殺小說家》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