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電影網專稿 “背黑暗而向光明。”在李大釗的感召下，開灤煤礦數(shù)萬名工人點亮頭頂?shù)牡V燈，匯成了燎原的星星之火，場面震撼壯麗，成為電影《革命者》的高光時刻之一。
《革命者》上映一周以來，收獲了如潮好評。影片運用先進的視聽語言重現(xiàn)了共產主義先驅李大釗的壯闊生平，實現(xiàn)了藝術性、商業(yè)性和思想性的平衡，其中，獨樹一幟、詩意浪漫的影像風格也令人印象深刻。
“我們想挑戰(zhàn)一種全新的風格，把光線真正塑造成一個‘角色’，更大化地參與到場景和人物中。”《革命者》的攝影指導高偉喆這樣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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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藍羽、《革命者》攝影師高偉喆 |
《革命者》是高偉喆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長片作品。他此前還曾擔任《我和我的祖國》“前夜篇”以及《金剛川》“人橋”部分的攝影指導。
同為電影新人，攝影指導高偉喆如何與導演徐展雄默契合作，共同成就了這部主旋律佳作？在本期《幕后》中，讓我們跟隨主持人藍羽和攝影師高偉喆揭秘《革命者》的“光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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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指導高偉喆 |
風格
“堅硬且浪漫”是高偉喆對《革命者》影像風格的總結，也符合影片故事和人物的基調。影片籌備階段，高偉喆查閱了大量資料，尋找視覺參考。其中，意大利現(xiàn)實主義畫家卡拉瓦喬和荷蘭畫家倫勃朗的風格讓他眼前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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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瓦喬《圣烏爾蘇拉殉難》 |
在卡拉瓦喬的群像畫作中，畫面中的光線有很強的參與度，所有人物和空間都被光線重新塑造， “有一種人物在這一刻被光線定格在歷史中的感覺。”
倫勃朗則擅長在肖像畫中用光線處理人物和空間的關系，“光線是為空間服務的。”在這兩位巨匠的啟發(fā)下，革命者“堅硬且浪漫”的基調也逐漸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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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勃朗自畫像 |
“堅硬體現(xiàn)在影像中就是大光比、大反差；浪漫就通過少量的高光，讓高光彌漫開來。”高偉喆解讀道，“要讓光顯現(xiàn)出來，需要借助很多中間的介質，比如風、雨、雪、霧、蒸汽、煙塵。在震撼的火車蒸汽場面中，蒸汽就提供了大量高光，帶來了浪漫和詩意。”
為了風格的統(tǒng)一，高偉喆和調色團隊還專門為《革命者》開發(fā)了一套“定制濾鏡”，術語叫LUT（顏色查找表）。
美術、服裝、化妝等部門也與他們通力合作，調整了場景、道具和服裝的顏色，“同一款衣服會準備四到五款不同的顏色的灰度......沒有絕對的白墻，都是中灰、重灰的‘白墻’，美術和置景部門還在墻上增加了很多肌理效果，共同提升了影像的質感。”
對光線的塑造和運用，正是高偉喆在《革命者》攝影中的一大突破，“我們想挑戰(zhàn)一種全新的風格，把光線真正塑造成一個‘角色’，更大化地參與到場景和人物中。”
場面
為了展現(xiàn)20世紀中國社會風起云涌的革命圖景，《革命者》中有不少波瀾壯闊，震撼人心的大場面，這也對攝影和調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中，“開灤煤礦工人大罷工”、“三·一八慘案”等幾場大場面戲的拍攝過程讓高偉喆記憶猶新。
“罷工戲”最大的難點在于“找鐵路”。美術團隊原本找到了一個荒廢的礦區(qū)，既有鐵路，又有空地，旁邊還有一面20多米高的墻壁。這個環(huán)境讓高偉喆突然奇想，提出可以把礦工的影子投在墻上，揮舞著鐮刀、斧頭，如畫卷般展開中國革命的歷史。
這個構想讓團隊興奮不已，但因為場地過遠，人員轉場成本過高，險些作罷。最后多虧了美術指導霍廷霄，在橫店機場附近的空地上從無到有搭出了鐵軌、高墻，還1:1復原了當時的火車，才得以讓高偉喆腦海中的畫面“照進現(xiàn)實”。
拍攝過程中，高偉喆設計出了一邊是礦工的頭燈，一邊是火車的車燈，兩股力量“化作”兩束光線對決交鋒的震撼效果，既具有視覺沖擊，又符合主題表達。
由于飾演工人的群眾演員人數(shù)有限，高偉喆靈機一動，想出一招：把鏡頭變成固定機位，用紅筆在監(jiān)視器上把畫面分成幾份，指揮群演不斷平移，省去了后期特效，光線還格外真實，“用真實的素材重疊到一個畫面里，就形成了這種既真實又震撼的效果。”
如果說“罷工戲”的挑戰(zhàn)是“靜”的場地，那“三·一八慘案”的拍攝難點則在于“動”。一方面是空間的“動”，鏡頭從“打倒帝國主義”的標語特寫開始，從小巷搖到大巷子，再到主街，通過攝影機對空間的呈現(xiàn)，把觀眾一點點代入到事件中。
另一方面是視角的“動”，鏡頭并不完全圍繞李大釗本人，而是會停留在街邊的乞丐、門口喝茶的大爺、嗑瓜子的女性等等普通人身上，通過攝影機的運動，讓他們與李大釗產生關聯(lián)，生動描摹出了革命運動中的眾生百態(tài)。
瞬間
須臾即永恒。《革命者》的大場面令人心懷激蕩，許多華彩瞬間也堪稱“神來之筆”。比如，李大釗佇立在早春的玉蘭樹下，信手采下一朵夾在書中的段落就極具詩意，為不少觀眾津津樂道。
這棵玉蘭樹是高偉喆的意外發(fā)現(xiàn)，“在拍攝陳獨秀出獄戲時，我突然發(fā)現(xiàn)有棵玉蘭樹，因為橫店景區(qū)都是人工搭建的，這樣的‘真生命’是很少的，我就把導演叫來，想在這個環(huán)境中拍一場戲。這就是當你在努力拍攝的時候，總會有一些上天的眷顧吧。”
獄中的兩場戲也可圈可點。張頌文主動提出，希望拍攝一段李大釗與“天堂的同志”握手的戲份，高偉喆想到，可以在房頂架一個大燈，讓光束射在緊緊相握的手上，完成了這次動人的“精神傳遞”。
另一場監(jiān)獄戲，高偉喆原計劃只在墻上打一束光，但沒想到當光線慢慢搖進來時，張頌文竟然即興做了一個“和平鴿”的手勢，影子投在墻上，畫面絕美又寓意深遠。這靈光乍現(xiàn)的神來一筆讓高偉喆和導演徐展雄都不由得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頌文老師把自己完全變成了李大釗先生，沉浸在情緒和情境之中，就有很多這樣的神來之筆，大大提升了整個電影詩意感。”高偉喆說。
這份全情投入也是高偉喆和整個《革命者》劇組的工作狀態(tài)。雖然冬天酷寒拍攝條件艱苦，每天三四點天不亮就要起床開工，但高偉喆心中仍然滿溢著創(chuàng)作者的幸福感，“終于可以由著自己在創(chuàng)作上盡情發(fā)揮，是很幸福的事。”
高偉喆選擇用“匠心”二字來形容《革命者》的團隊精神，“沒有人因為難就放棄，而是想盡各種方法解決，各司其職把最好的效果呈現(xiàn)在銀幕上。《革命者》是作者性和工業(yè)化的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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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偉喆 |
1916年，27歲的李大釗曾在《青春》中寫下：吾愿吾親愛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如今，我們也欣喜地看到，《革命者》這樣一部主旋律佳作背后正是一群如高偉喆這樣的青年電影人。
最后，談及未來，高偉喆滿懷憧憬地說：“我希望能走出自己的舒適區(qū)和安全區(qū)，參與制作一部可以留在電影史上的偉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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