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電影網專稿 “比香港更好的地方很多，但都沒有我對家鄉(xiāng)的這份情感。”
在即將于本周末上映的港片《七人樂隊》中，已故導演林嶺東通過自己執(zhí)導的《迷路》單元，以小切口展現香港日新月異的變化，也寄托著對家鄉(xiāng)的眷戀深情，成為留給影迷最后的禮物。
不僅是林嶺東，影片的其他六位名導同樣將私人情感傾注于創(chuàng)作之中，各選取一個年代，記錄下香港七十年來的社會變遷，共同勾勒一幅平民生活畫卷。
監(jiān)制兼導演杜琪峰這樣說，希望由香港導演去講香港，也希望觀眾在看完后能更了解香港，更愛香港。
有意思的是，在《七人樂隊》上映之際，杜琪峰老搭檔韋家輝執(zhí)導的另一部港片《神探大戰(zhàn)》同樣在線，且票房已突破6億大關。
一部文藝，一部商業(yè)，一部作者性，一部類型化。兩部影片的同場獻映似乎在提醒著我們：在熟悉的警匪、武俠、喜劇等商業(yè)類型片之外，還有如《七人樂隊》一樣的港片，聚焦平民生活，展現著更真實、立體的香港。
它們也同樣值得關注與掌聲。
平實港味
描繪市民生活畫卷
50年代的練功房、60年代的師生情、80年代的情侶關系、90年代的回歸思考再到00年代的“遍地黃金”；10年代的“日新月異”和20年代的信息化熱潮…
《七人樂隊》的故事有導演個人的情感投射，也是無數香港人共同經歷的回憶與當下。
回顧歷史，與商業(yè)片的蓬勃高產不同，這樣寫實展現香港市民生活的電影數量并不多。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影壇涌現了大批“新浪潮”電影。它們雖然不能與現實主義電影直接劃等號，但其中的很多導演都開始把目光投向香港本土。
許鞍華、方育平等導演都曾參與《獅子山下》系列劇的拍攝，也由此開始對草根階層和社會民生的關注。
許鞍華曾這樣總結：“香港經常是我電影的主題——一切有關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感受、交流、喜悅和痛苦。”
的確，《女人，四十》中，蕭芳芳飾演的阿娥是無數樂觀、善良又堅強的香港城市婦女的縮影。她們在做好會計工作的同時，還要照顧青春期的兒子和患病的公公，用勤勉和智慧把全家料理得井井有條。
許鞍華對阿娥的描繪不是高大全的，而是用輕喜劇和大量生活細節(jié)展現出一個極具性格魅力的女性形象。她對懦弱丈夫的不滿，精打細算的“市民”心理，都讓這個人物更加真實飽滿。
《天水圍的日與夜》更是如片名一般，平靜克制地展現天水圍小人物的生活日常。
沒有強烈的戲劇沖突，但人與人之間的脈脈溫情卻從一言一語和一日三餐之間汩汩流出，格外動人。
梅艷芳、張學友主演的《男人四十》將焦點對準一對普通夫妻，講述他們人到中年時的各自焦慮，令人感同身受。
《桃姐》則從真實故事出發(fā)，講述著超越血緣的親情關系，也引發(fā)社會對養(yǎng)老問題的關注。
著名導演羅啟銳同樣堅持創(chuàng)作中的本土特色。從《七小福》《玻璃之城》到《歲月神偷》，羅啟銳的電影總是用記錄著社會變遷，同時兼具娛樂性和人文關懷。
特別是那部獲獎無數的《歲月神偷》，羅啟銳以個人經歷為藍本，講述了一個香港普通四口之家的喜怒悲歡，也勾勒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底層香港市民的生活圖景。
那幾句經典的臺詞：“一步難，一步佳”，“做人，總要信”等等也集中展現了香港人面對困境時的樂觀與堅韌，讓小人物熠熠生光。
除了羅啟銳、許鞍華這樣的知名導演，近年來不少香港新導演也將目光聚焦現實題材，佳作頻出，格外令人欣喜。
羅耀輝的導演處女作《幸運是我》講述了患有認知障礙的芬姨和生活窘迫的阿旭兩個來自社會底層的陌生人，在大都市里萍水相逢，最后相知相伴的故事。
通片不回避矛盾，也沒有刻意煽情，而是在真實的生活細碎中展現二人的情感涌動，不僅獲得8.0的高分，也讓惠英紅收獲了第三座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獎杯。
此外，還有關注鄉(xiāng)村教育的《可愛的你》，體育勵志小品《點五步》等等。
雖然大多是青年導演的作品，卻憑借本土情懷和真摯情感打動人心，也為觀眾呈現出一個類型片之外更加真實、立體的香港，令人眼前一亮。
社會關懷
聚焦特殊群體境遇
用鏡頭聚焦邊緣人群，借由影像讓更多觀眾看到特殊群體的境遇，進而引發(fā)社會關注，這種創(chuàng)作體現著電影人的人文關懷和社會責任感。
1992年的電影《籠民》就是這樣一部震撼人心的佳作。它以群像戲的方式真實呈現出租住在籠屋內的草根民眾艱難生存的狀態(tài)，探討著香港的貧富差異和底層人群的人性尊嚴。
導演爾冬升也被很多人稱作“香港電影社會學家”。他執(zhí)導的電影大多緊扣現實，即使在類型片創(chuàng)作中，也總能加入對社會百態(tài)的觀察與思考。
導演處女作《癲佬正傳》就大膽聚焦香港社會邊緣的“精神病患群體”。開拍前，他花了八、九個月時間訪問社工，接觸個案，了解精神病患的真實處境。
拍攝中，周潤發(fā)、梁朝偉、秦沛也顛覆形象，演出了“精神病”群像，用看似喜劇甚至荒誕的表演揭露的是赤裸裸的殘酷現實。
同樣聚焦精神病患，曾志偉、余文樂主演的《一念無明》改編自香港真實新聞事件，在刻畫家庭悲劇、父子親情的同時，也展現了社會大眾對躁郁癥患者的漠視與不友善。
導演黃進曾在采訪中說，影片不想消費精神疾病，而是希望通過這種看似特例的病癥，呈現香港社會普遍存在的高壓力狀態(tài)，呼喚更多人關注心理健康問題。
《媽媽的神奇小子》同樣基于真人真事，但關注的是身體上的殘障。
乍看上去這是一部催淚勵志的體育傳記電影，然而其中的不少橋段折射的是現實中殘障運動員的艱難處境和不公待遇。
郭富城和楊千嬅主演的《麥路人》更是罕見地將目光投向了香港街頭居無定所的“流浪者”。
刑滿釋放人員、落魄歌女、叛逆少年、獨居老人、單親媽媽…影片細膩刻畫了這群“麥路人”的生活窘境、情感背負，也洋溢著苦中作樂，抱團取暖的脈脈溫情。
雖然結尾不免落入煽情的窠臼，但仍然讓我們得以管窺商業(yè)片中難覓的香港隱秘角落。
誠然，對于不熟悉港片的觀眾而言，上文提到的這些電影可能連名字都十分陌生。
不可否認，這些現實題材的文藝小品往往難以獲得市場的廣泛關注，在內地更難逃水土不服的命運。
好評如潮的《幸運是我》票房不足百萬，《麥路人》縱使有郭富城、楊千嬅等明星演員加持，票房也未能突破2000萬。
然而，票房成績無法定義它們存在的價值。
香港電影需要叫好又叫座的商業(yè)類型片延續(xù)榮光，也需要這樣充滿人文關懷的現實主義電影記錄下社會百態(tài)、時代變遷和煙火氣息。
就像《七人樂隊》“迷路”單元展現的那樣：香港這座國際化大都市的發(fā)展日新月異，但在抬頭望天的同時，也別忘了低頭看看腳下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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