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三峽好人》，竟然不提防地熱淚盈眶。不期然想到艾青那句詩：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似乎賈樟柯的電影里永遠都是晦暗的傷感，似乎這種灰色調(diào)跟“熱愛”這樣情感濃烈的詞匯是不搭界的，似乎總有人說，賈樟柯的電影離大眾太遠了。

　　為什么我們竟然不曾看到？我們本來應該早都看到。小武多么憂傷，那些只能在夢里抵達站臺的人多么憂傷。那得了肝炎的年輕人，那冷漠地站在電視機面前的年輕人，那卑微的還在為貞潔發(fā)愁的女子，那眼神空洞地望著一把燃燒著的舊椅子的男子……他們跟我們保持著距離，刻意隱藏著自己的憂傷，我們還真以為，這些“邊緣人”，我們只需要在喧嘩的空當，給予他們一個同情悲憫的眼神就夠了。我們似乎忘了，我們跟他們，其實在同一片土地上苦熬。

　　似乎賈樟柯總是一個人孤獨地在那里，從心里往幕上，搬石頭，一塊一塊。

　　早都說過，不是賈樟柯離大眾太遠，是我們離大眾太遠。而《三峽好人》忽然提醒了我，怎么以前竟然沒有注意到他的熱淚盈眶，他對這土地的愛，如此深沉的愛。本該早注意到的，幾乎每個電影里都有一個令人悲情滿溢的小人物的死亡?！墩九_》里的礦工表弟之死，《世界》里的“二姑娘”之死，《三峽好人》的“小周潤發(fā)”之死。

　　那死掉的人，曾經(jīng)對著將要離開家鄉(xiāng)的親人發(fā)狠說不要再回來。他們背對著你，你就以為他們沒有流下熱淚？他們總是打算離開，你就以為他們的熱淚沒有一遍遍地灑在這片他們不愿停留的土地上嗎？

　　與其前作不同，這一次，賈樟柯的主人公們離開了家鄉(xiāng)，闖入奉節(jié)，在這座廢城里展開一段尋訪。賈樟柯過去的電影里，主人公總是停留在山西老家。后來到了《世界》，他們才進入大城市的“世界公園”。而對于我們(觀眾)而言，不管在哪里，他們所處的環(huán)境都是被觀看的異地；只有在《三峽好人》里，我們得以和劇中人一樣，都成為那里的闖入者。這是在賈氏電影里觀眾的視角第一次跟劇中人的視角獲得了統(tǒng)一。也許這就是我才注意到賈樟柯熱愛的原因。以前有我不在(劇中人)那里的心理預設，現(xiàn)在的預設則變成我(和劇中人)到了那里。這種轉(zhuǎn)向就像是當年《小武》結(jié)尾時的那個360度搖鏡頭制造的轉(zhuǎn)向，我頭一次跟他的劇中人完完全全融為一體。對于銀幕上展現(xiàn)的那些驚人的廢墟，我并不只是個觀看者，我跟主人公感同身受，跟他們一起在這座廢城里兜兜轉(zhuǎn)轉(zhuǎn)。

　　這個轉(zhuǎn)向也令我們終于在兜兜轉(zhuǎn)轉(zhuǎn)里后知后覺，發(fā)現(xiàn)改變業(yè)已發(fā)生，發(fā)現(xiàn)做一個決定的必要性。

　　如果我們一直留在這里，我們總是遲鈍于改變的發(fā)生。而當我們跟隨賈樟柯的主人公闖入奉節(jié)，這個因為舉世矚目的水利工程被拆掉的城市，我們才驚覺到整個中國所發(fā)生的改變。就像在銀幕上時時看到的“拆”字，我忽然對被譯成“拆那”的china有了切膚之感。我的祖國，我終于知曉了你的滿目瘡痍。

　　《三峽好人》最特別和耐人尋味之處，是過去、現(xiàn)實與未來發(fā)生了奇異而驚人的含混。這種含混，不正是極具中國特色的含混？完全可以把《三峽好人》視為賈氏對中國現(xiàn)實的又一份真實記錄，而這一次記錄，更可以視為一個關于中國未來的預言。不，不是預言，因為，未來，已經(jīng)發(fā)生了。

　　我們對未來都有自己的預期，我們總是在等待著，在未來的某一天，那個改變終將發(fā)生。可其實，未來在兩年前就發(fā)生了。兩年前，沈紅(趙濤飾)的丈夫突然音信全無。沈紅的尋夫之旅，最終發(fā)現(xiàn)丈夫郭斌現(xiàn)在已成為當?shù)刎撠煵疬w的“老大”，他早已背棄了愛他的人。我們等待的那個未來，早已被替換成了這個未來。對那個未來的等待，到頭來像是這個未來對我們的嘲弄，伴隨著尊嚴與淚水的不停流失。

　　賈樟柯帶著主人公和我們闖入奉節(jié)，在廢墟上展開的這一段尋找，我們共同醒來，一切已經(jīng)發(fā)生。未來不可期，可預言的是將延伸到明天的沉痛的現(xiàn)實。趙濤在沈紅與郭斌跳舞告別那場戲的演出，可以視為中國女演員在今年的最佳演出，那一份失魂落魄，其實屬于每個驚覺改變已然發(fā)生的中國人。

　　之前賈樟柯就本片在接受南方都市報記者陳弋弋采訪時說，“我覺得，中國的變化已經(jīng)結(jié)束了。最大的變化已經(jīng)結(jié)束，剩下的是每個人要面對現(xiàn)實，做一個決定。”

　　《三峽好人》對中國精準的把脈令它成為今年最好的華語電影。其實如果可能，我真的很想讓每個中國人都看一下這部電影，然后在看完電影之時，為自己做一個決定。

　　“奧斯維辛之后，不再寫詩，改做副處”(張曉舟《奧斯維辛之后，可以踢球》，南方都市報2006-06-15)，是一種決定；

　　像沈紅那樣，失魂落魄然而意志堅決地告別，是決定；

　　像三明那樣，一言不發(fā)，找回十六年的赤子之愛，讓他熱愛的人熱淚盈眶，亦是決定。